北宋时期，长期存在着文臣从中央控制军队到地方直接统军的制度，从而改变了以往长期盛行的军事将领统军的体制。到北宋后期，又实行并强化了以往某些朝代的宦官带兵的做法。于是，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成为当时军事上的突出现象。北宋后期的这种统军体制，对国家武备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对边防更产生了直接的危害。目前对北宋文臣统军问题、北宋末年宦官干政的弊端，学界已有论述[1]。但学者的研究还是针对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展开，尚未在统军体制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就难以对其流弊进行深入地考察。本文即是以此为探讨对象的专文。

一 北宋后期文臣统军体制的僵化

　　北宋建立后，为了杜绝以往藩镇割据下武夫悍将危及皇权的突出问题，最高统治者在采取收兵权措施的同时，也不断从各方面提高文臣的地位，以压制武将群体。于是，宋初统治集团在其治国思想中日渐萌发“崇文抑武”的意识。到宋真宗朝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士大夫群体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持续上升，又开始在军事体系之内推行“以文驭武”的方针和措施。即：一方面在中央军事决策机构的枢密院中逐渐确立了文臣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地方统军体系中尝试以文官支配武将的原则。到宋仁宗朝，特别是与西夏大规模交战后，“以文驭武”方针已得到全面贯彻，枢密院由文臣主宰自不用说，以边防前线为主体的地方统军体系中也确立了文官的最高指挥权。具体地说便是，以文臣为各地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指挥和统率当地驻军，而以武将为副职，承担部将的角色。原本作为中央统军机构的三衙，既沦为以负责京师卫戍职责为主的机关，出征或镇守军事要地时也不再以三衙将帅负责统军[2]。这样以来，以往中国历史上由军事将领承担的统军职责，遂在北宋仁宗朝及其之后转而由文官负责。

　　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钦宗二朝，已将文臣控制军事决策和军队的传统奉行到了僵化的地步。其中枢密院在自身地位下降的同时，从宋英宗治平四年开始还出现文官持续独掌枢府，武将长期被清扫出门的结局。直到靖康之际，国难当头，在“书生”难以应对空前激烈战况的情况下，宋钦宗才不得不表示要有所调整：“枢密院在祖宗时参用勋旧武臣，朝廷修整兵备，宜择得军心武人为签书、同知，庶几缓急可倚仗。”[3]一时遂起用宿将种师道进入枢密院。但事实上，种氏挂名同知枢密院事仅仅数月，不过是徒有虚名，其主要任务还是领兵打仗。

　　在北宋后期的各地统军体系中，文臣管辖武将和节制军队的体制已逐渐在全国推行。元丰末，司马光曾指出：“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4]这一将各地地方官皆视作本地驻军首脑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说明当时当政者对文臣统军的认识已根深蒂固。事实上，北宋后期在内地一些尚未完备文臣统军制度的地区，也不断仿照河北、河东和陕西的做法予以推行。崇宁四年，宋廷下令实行“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总管、铃辖各一员，知州为都总管，余依三路帅臣法。”大观三年，宋廷下令在东南“依三路都总管法”[5]。即：将北方实施的都总管（都部署）制度推行于东南地区。如江南东路安抚钤辖司所反映：“被旨于沿江置帅府要郡，本路帅府文臣一员，充都总管，武臣一员充副总管。今来新制江宁府知府见带一路安抚使，合与不合便以马步军都总管系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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