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宦官在北宋后期，特别是北宋末年往往自恃皇帝宠信，骄横喜功，遂不计后果肆意所为，从而对军事体系和边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后果。其中权宦童贯长期执掌枢密院和充当重大战事主帅，所作所为连宋徽宗都承认：“贯以昏耆，所施为乖谬，故相隐匿，蔽不以闻，致边事机会差失，为朝廷之害，莫大于此。”[51]宋钦宗时，朝臣也指出：“国家童贯握兵，为国生事，一十余年，覆军败将，朝廷不闻。”[52]如在主持西线战事期间，曾随意派大将刘法进攻西夏军，刘法对此表示反对，童贯遂以恶言相逼：“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巳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汹惧”。但童贯隐瞒真相，“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 [53]。

　　在积极导演的收燕云之役中，童贯同样盲目指挥，造成惨重失败的后果。据记载，宣和四年童贯统军北上至雄州，惘顾军事将领的意见，分派军队行动。久经沙场的大将种师道对草率用兵提出异议，童贯不予理睬。将官杨可世再谏道：“ 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即认为将领事先并未参与作战计划便仓促临阵，势必难以应战。知雄州、文官和诜不考虑将官的意见，而配合童贯对杨可世加以威胁：“公自谓有万人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公欲扇衅败我事耶？”杨氏及其他武将只能屈服 [54]。于是， 在“遵依圣旨及宣抚司（即童贯）约束诸将”的情况下，宋军继续北上。种师道领兵至白沟，“如（童）贯素约指挥诸将”，执行童贯不得妄杀的命令。杨可世领前军在白沟桥向辽军招降，结果在毫无戒备之下遭到辽军的进攻，“矢石如雨，我军不为备，又拘节制”。面对如此战况，杨氏只得要求动武，但宋军已陷入不利的处境，“杨可世与辽军战，诸将不利”。此时，承担监督之责的和诜竟又劝种师道杀杨可世，“号令诸部以明宣抚司出旗榜本意”，“使虏人知朝廷无意用兵” [55]。终于，招降辽残余势力的幻想破灭，在辽军的追击下，种师道领军败退。这次所谓的北伐的失败，完全是童贯无能指挥的结果，所谓“先是，既以招抚为名，（童）贯下令中军不许妄杀人，及虏骑犯我师，皆不敢施放矢石，听其杀戮。故诸将亦愤然”。但童贯为了逃避追究，“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奏劾种师道”，种师道被迫致仕。据种师道部下康随跋种师道责官谢表指出：“此役，（种师道）初不与谋，中则强委任之，又兵之节制皆不得专，考其行事，罪有所归矣。” [56]可见无辜的将领种师道成为此役失败的替罪羊。

　　金军将辽燕京等地归还宋廷后，文臣王安中出任燕山宣抚使，宦官谭缜为河东北宣抚使，负责北部防务。王、谭二人对金朝的动向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招降金南京留守张觉归顺，加之在其它一些事情上处理失误，遂诱使金军着手对宋展开攻势，而原来归顺北宋的辽军将领也转投金朝。在此危急关头，宋徽宗“复命童贯总师”，主持对金防御。结果，当女真挥师南下之际，坐镇太原的主帅童贯仓皇逃跑，宋军北部防线随之崩溃[57]。

　　除童贯及谭缜的昏聩、无能表现外，其他宦官统军指挥者也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负有河防重任的内侍梁方平“日与其徒纵饮，探报不明，御敌无备”。当斡离不率领金军南下渡黄河时，梁方平“惧不敢拒战，单骑遁归，麾下兵皆溃散”，并导致临近何灌所部防线亦崩溃，金军遂顺利渡河包围开封[58]。

余 论

　　在当今世界，文官从最高层面上决定国家军事战略和统帅军队，已是西方及众多国家的重要体制之一。毫无疑问，这种体制避免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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