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其他枢府文官，同样少有知兵者。所谓君子者如吕公著，在枢密院任内所留下的活动，不外乎反对恢复肉刑、批评宋军主动征讨西夏而已[35]；所谓小人者如林摅、郑居中之流，则奔走于蔡京门下，惘顾边防安危[36]。更可悲又可笑的是，文臣孙傅在开封城被围时出任同知枢密院事，面对女真军队的猛烈进攻，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御的办法，最终只能求助于“神灵”的帮助。饱读诗书的孙傅竟不顾他人劝阻，将重要的城防职责交给了一介装神弄鬼的兵丁郭京，遂终于演出郭京开门迎敌的荒唐闹剧 [37]。

　　其次，在北宋后期各地统军，特别是指挥军队作战过程中，文官因懵懂军事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早在宋仁宗朝对夏战争中，主持前线战事的大多数文臣统帅便已力不从心，常常导致用兵失利。如 夏竦 出任陕西宋军主帅时 ，畏缩自守、怯懦无能，“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38]。以后，言官“皆言竦奸邪，在陕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则边将之志惰矣”[39]。 侬智高造反后，文臣杨畋最初主持军务，但其“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遂接连失利， “以无功斥，名称遂衰。” [40]范雍 出守延州，由于指挥无方，导致将领刘平、石元孙盲目行动，终于出现三川口之役惨败[41]。

　　韩琦与范仲淹号称能臣，“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42]但康定二年发生的 好水川之败，韩琦作为总指挥难逃其责。谏官余靖也不得不承认：“况好水之败，韩琦等为招讨使，定川之败，王沿为都部署，皆号本朝精选，尚犹不免丧师。”[43]这就难怪西夏投书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44]范仲淹以献身精神长期指挥军队，但总的说来，仅能维持防守局面。后人 王夫之即中肯地评说道：“ 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45]

　　北宋后期， 除王韶等不多的几位文臣懂得一些兵略，又有用兵经验外，其余大都难以胜任军事指挥者的角色，于是在统兵作战方面或表现无能，或导致失败，有关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投机分子蔡攸之流的情况，可以舍而不论，而大多数文官的所为也同样触目惊心。如前述宋钦宗在京师周围设四总管府，以文官分别负责防务。但当金军第二次南下之际，西道总管王襄竟“弃城遁”，北道总管赵野则回避与金军交锋，东道胡直孺被金俘虏，惟有南道张叔夜以三万人援京师 [46]。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与文臣折彦质率大军守河，结果临阵逃跑，“众溃而归” [47]。在金军再度包围开封城后，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十万之众抵达颍昌，“闻敌登城，遂弃军奔湖北”。江淮等路发运使兼浙江、福建经制使翁彦国统东南数万兵丁，“徘徊泗上”。以后，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征召西线各路宋军勤王，当时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泾原经略使席贡、秦凤经略使赵点和鄜延经略使张深皆为文臣，除王似与王倚领兵听命外，其余四路“皆不至”。可笑的是，范致虚在长安合兵十多万，却“不晓军事”。有地方官推荐僧人宗印，“致虚喜其口辩善谈兵，”竟委以重任，令其统率大军，结果一无成效 [48]。至于北宋后期将领的意见和作用，则遭到极大地限制，武将仅仅只能扮演斗将的角色。如 靖康危难之际，文官杨时深感文人误兵之害，主动要求用武将统军：“臣本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不敢自信其说。有如种师中、刘光世之徒，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 [49]但并未得到采纳。

　　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北宋灭亡前夕文臣李擢守城的表现。当金军两路大军最终围攻开封时，在先攻东面城垣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乃改攻南壁。面对金军日夜运薪土填护城河的情况，南壁守御提举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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