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九月，金军攻陷太原后，宋钦宗为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采纳臣下 的建议，在开封四周建四道都总管府，以统领军队拱卫京师。但仍沿袭旧的文臣统军的传统，“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孺为东道都总管”[9]。

　　北宋前期，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以武官大将为统帅的情况，到宋仁宗朝便已罕见，惟有狄青南征侬智高一例。此后，到宋神宗朝南征 交趾 时又曾昙花一现。熙宁八年，交趾势力侵扰南疆，宋廷最初任命吏部员外郎、知延州赵禼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以宦官李宪为副使，领兵出征[10]。 据记载，出征前 赵禼因与李宪不和，宋神宗考虑用武将 郭逵替代 李宪。后在赵禼的主动退让下，才改以郭氏为主帅， 赵禼为副手 [11]。由此可见，即使像郭逵这样曾任 同签书枢密院事 高位的 宿将，也一度有被安排作员外郎级文官手下副帅的可能。

　　综观宋仁宗朝以降的史实，不难发现凡有重大军事行动，通常都以文臣为主帅，突出者如宋仁宗朝范仲淹、韩琦等人在陕西前线指挥的对夏战争，宋神宗朝王韶在西北的开边活动等等。到北宋末年的几次重大用兵活动中，虽然权宦童贯往往扮演主角，但文臣同样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在宣和时期的“燕云之役”中，童贯以 河北、河东 宣抚使的身份为主帅，蔡京之子蔡攸虽为副帅，不过宋徽宗却赋予其 监军的大权，所谓：“卿朕所倚毗无出其右者，所以辍卿为副，实监军尔。”[12]当获得辽燕京城后，宋廷又以文官王安中 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镇守燕山府要地。以后，王安中再任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继续出任河北重镇帅臣[13]。

　　宋钦宗即位后，面对金军第一次南下的紧张形势，乃设亲征行营司，任命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以武将、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以指挥所有力量守开封城。此后，李纲再任京城四壁守御使，继续主持防务。

　　到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前夕，面对即将爆发的激烈守卫战，宋廷对京师兵力进行了组织和分配，委任文臣为城垣四壁提举官，以分别负责一面的城防要务。其中东壁提举官为孙觌，西壁提举官为安扶，南壁提举官为李擢，北壁提举官为邵溥，“每壁三万人，差部将、小使臣等七百员”。再以大臣孙傅为都提举，殿帅王宗濋为都统制[14]。可见北宋至灭亡之际，在紧急的战时状态下，也没有改变僵化的文臣统军体制。

二 北宋后期宦官在战时统军体制中地位的骤增

　　北宋前期，宦官常常奉皇帝之命参与军事活动，但除宋太宗朝 大宦官王继恩曾出任剑南两川招安使，为当时镇压李顺起义的军事行动主帅外，其余则大都扮演耳目、监军的角色，如出任走马承受公事、地方兵马钤辖及都督之类职务[15]。总的说来在宋神宗朝以前，宦官尚未在统军体系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在北宋后期，即宋神宗以后，如前所述文官已掌管了各地的统军之权。但在实际用兵之时，宦官又往往受皇帝之命，直接参与指挥和统军，遂形成战时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体制。北宋末，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神宗时期，用宦官配合文臣统军作战的情况开始突出。如在熙河之役期间以文臣王韶为主帅，不过宦官 李宪作为天子亲信，也以熙河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指挥和统军。当时，宰相王安石即认为李宪权力过大，对此提出异议：“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16]但宋神宗仍坚持以亲信内侍牵制主帅的做法。故《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宪传》称：“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在熙宁七年解河州之围的战役中，李宪便张天子黄旗以示将士，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

　　宋廷准备征讨交阯时，如前所述宋神宗曾任命文臣为主帅，以李宪为副帅。在遭到各方面反对后，又命李氏“乘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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