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此前，西师主帅王韶已内迁枢密副使，李宪遂事实上接替了其职[17]。元丰中，北宋五路出师讨西夏，李宪又是领熙河、秦凤路军马的统帅。当李宪出军后，宋神宗再下诏：“泾原路总管刘昌祚、副总管姚麟见统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远，即与李宪兵会合，结为一大阵，听李宪节制。”[18]终元丰时期，李宪长期主持熙河及秦凤边事。如宋人所云：“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19]
宋神宗朝的宦官王中正也长期在西北统军。特别是在元丰四年对夏用兵时，鄜延路军马行动由经略安抚使沈括与经略安抚副使、武将种谔措置，王中正出任同签书泾原路经略总管司公事。由于沈括并不直接领兵出征，故王中正事实上掌管了本路统军大权。当年八月，又诏“麟府路并鄜延、环庆、泾原兵马出界后，并听王忠正（当为王中正之误）节制。”[20]可见王氏一时还管辖了三路大军。
宋哲宗朝，宦官在统兵方面受到较大的压制，而维持文臣指挥和统军的体制。但到宋徽宗及钦宗时代，在用兵之际，宦官参与统军的情况极为突出，遂形成文臣与内侍共同驾驭武将的局面。
在宋徽宗统治时期，以权宦童贯为首的宦官在军事系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童贯因得到宋徽宗的高度宠信，不仅长期主掌西北用兵大权，以后更入主枢密院，并以统帅的身份指挥了宋徽宗朝最大的两次军事行动，即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和北上收复燕云的闹剧，一时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如：在镇压方腊起义过程中，童贯统帅了十五万大军，不仅刘延庆、王禀、杨惟忠及辛兴宗等诸将皆为其驱使，而且用兵地区统兵官也皆受其节制，宋徽宗还特别授予其“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的特权[21]。在第一次燕云之役中，童贯以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的头衔，“勒兵十万巡边”，种师道、刘延庆、王禀等诸将皆奉命行动[22]。难怪连蔡京之子都承认：童贯“遂浸领枢筦，擅武柄，主庙算”[23]。童贯在领兵北上时，宋徽宗也清楚“童贯宣抚北道，独帅重兵。其统领将佐及四路守臣、监司，并其门人故旧”的情况[24]。
在北宋末，除童贯外，染指统军及指挥军队的宦官不乏其人，显著者还有谭稹、梁方平等人。当方腊起义之初，谭稹首先奉命统军出征。以后，童贯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谭稹改任两浙制置使，两人遂共同带兵南下，“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25]宣和五年，童贯致仕后，谭稹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继童贯之后成为主持北方前线防务的主帅。谭氏在任内曾招募当地数万汉人为义胜军[26]。宦官梁方平也在北宋末充当了统军将帅。宣和六年，“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27]。当金军第一次大举南下之际，宋廷“遣步军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内侍、节度梁方平将兵七千骑守浚州，断绝桥梁，据守要害”[28]。还有记载称：“金师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29]可见梁氏当时握兵之重。
在靖康 开封保卫战期间，虽无童贯、谭稹及梁方平之流宦官大帅，但宦官统兵的现象仍未消除，如当时朝臣所反映：“比闻防城所仍用奄人提举，授以兵柄。”[30]
北宋徽宗时期，宦官在军事行动中出任统军将帅的情况确实极为突出，特别是权奄童贯在兵权上更是气势熏天。但从总体上而言，内侍的活动并不可能取代“以文驭武”的传统政策，而只能是一种与文臣握兵权的结合。文官不仅在平时控制着各地的统军权，而且在战时状态下也并未放弃军队的指挥权。如宋廷与金联合攻辽之议，因方腊起义一度终止。童贯从两浙回朝后，“以谏取花石事”，与宰臣王黼产生一定的矛盾。王黼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遂大力支持“北伐”，童贯因此才能如愿领兵北上。童贯出师不久，蔡攸又名为为副帅，实则承担监视童贯的重任 [31]。当童贯遭罢免后，谭稹能够继任，也与王黼的推荐有关[32]。事实上，这一时期统军体制中文臣与宦官更为密切结合的现象，正是宋徽宗腐朽统治的产物。
三 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的流弊
北宋后期出现的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其流弊到北宋末年又产生了最为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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