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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以期能为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筹治安之策。于是兴起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亦开始关注当代史。表现为对清朝掌故的研究，编纂出一部多达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编纂《东华录》有着明显的经世意识，“刻既成，谨飚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於虏!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见。王先谦编纂《东华录》即是追述清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业，以使当世“感奋兴起”，达到“吏修其职，民勤其业”的目的，表现出王先谦现实关怀、经世的史学思想。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空前高涨，成为社会的主题和学术潮流。如徐世昌说：“嘉庆以还。士人始昌言经济之学，期于有裨实用。”旺先谦的经世思想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变易史观。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优秀的思想，发晨变易观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变易，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当时的学者纷纷从《易经》中发掘变易的思想，以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如龚自珍、魏源等。王先谦也继承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着发展变易的史观。如论科举制度。光绪元年(1875)王先谦典试江西时还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可见，其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非常赞同的。到了光绪丁酉、戊戌间(1897～1898)，王先谦连续作了《科举论上》、《科举论下》两篇短文，虽然也回顾了科举制度在历代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当时清王朝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饿，把卷穷年。饮恨人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谁之咎也?”因此，王先谦的看法有所改变。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使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认为科举制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方今时事多艰，墙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王先谦认识到由于“时事多艰”，亟需人才，故“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反映了王先谦的发展变易观。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王先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赞同到反对，并不是盲目跟随潮流，也不是见风使舵，而是王先谦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科举制度不得不随之而变的程度。如果科举制度再不变化就会阻碍人才的选拔、社会的发展，因此科举制度必须要变革。
由此可看出，王先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制度等皆应随之而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社会的发展。体现了王先谦发展变易的观点。
其五，夷夏观点。夷夏之辨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夷夏之辨。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以地域来划分华夏与蛮夷。认为中原是华夏，而四方皆为蛮夷之地。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人们开始以礼仪文化来区分华夏与夷狄。汉代，由于董仲舒、何休等学者的系统阐发，夷夏之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明朝灭亡，满族人关，建立了清王朝，并在其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采取残忍的民族压迫手段和政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当时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当时学者们认为满族入关、明朝灭亡与以往朝代的灭亡有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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