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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贻此中夏殃。道隐前业衰，运开今化昌。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岂不怀贤劳，所图在永康。王事何为者，称代陈颂章。”
生活在武后时代的李峤虽然常常忧伤的感叹，“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汾阴行》但是，面对着今古之变，作为一名大臣他也会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怀抱，有时候他也能抛弃那种空虚怀疑的无病呻吟的哲学，放下才人名士们在坎坷失路时常发出的黄梁梦醒、富贵无常的感叹，而以现实的建设性的眼光积极看待社会生活。这首诗中比较了秦汉各代守边的得失，为农牧业的复苏和进步而期盼不已，还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各族来附的欣悦。
永隆二年前后，李峤作为监察御史还曾奉使安辑岭南，都有诗纪之。如《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道中》等，格调亦健朗。
无疑，初唐的诗歌处处透露出一种早晨的精神，少年的精神。在一切的诗中充满着期待，以迎接新生活的姿态活跃着。这朝气来自于百废俱兴、红日初生的时代，无怪乎初唐名臣李百药在高龄赋《帝京篇》，博得唐太宗“卿何身老而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2]的赞叹。
而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名臣们笔下散却了愁云，显得那么开朗和轻快、精神饱满：
苏颋《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描写了“将坛登礼盛，军容出塞华”的场面，表达了“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期望，显得踌躇满志。
张说《奉和圣制送王睃巡边应制》，是一派开元初的和平气象：……“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军前雨洒道，楼上月临营。别藻瑶华降，同衣锦襮荣。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朝廷谓吉甫，邦国望君平。”
阅历盛唐至中唐的贾至善于作“煌煌大文”，有《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檎单于。前临滹沲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菅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雷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苏颋，修文馆学士，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与张说以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开元初入相，宋璟以与其同掌国政为荣。张说在睿宗朝、玄宗朝前后三次为相，喜推奖后进，引天下名士，又倡导经术，倡开文馆置学士，领袖文坛，以盛唐雄浑之气改初唐之绮靡余风，被唐玄宗誉为—代文宗。贾至，贾曾之子，官至礼部侍郎、京兆尹。与其父先后知制诰，唐睿宗传位玄宗及唐玄宗传位肃宗，两朝册典即出于贾曾父子之手。他们都是盛唐时代在朝廷中的见证人。这些诗中，最直接表现盛世风貌的是贾至的《燕歌行》。他分析批判了隋代穷兵黩武导致两败俱伤的错误政策，歌颂唐朝采取明智的安边政策而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拥护。漫长而艰苦的、历代纷乱的英雄割据终于结束了，迎来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局面。他叙写历代燕地的情形，为入唐以来国家统一、休养百姓而引吭高歌，此诗不炼字句，不设排偶，一气呵成，写得意气风发。起句就很有力度，中间大段笔墨反思往昔历史烟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末尾两联与开头两联相呼应，炽托出了一种欢腾的场面。以上这些诗，都是在唐朝经济日渐繁荣之后才能有的作品，体现出以往历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所以它们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却不失其可贵。它们不是黩武之作，也不是反战的呼声，也不重视抒发个人的志向，而是目睹国家昌盛的欣喜，以满腔爱国热情歌唱统一的国家空前繁荣。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已经开始富有了深厚辽远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建立在时代优越感之上。 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璟、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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