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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邓光荐返乡幽居已六年，是年邓、刘五十三岁。邓和刘辰翁是同乡，又与刘辰翁是景定三年（1262）同科进士，即所谓“齐年”，邓与刘辰翁早有交往，邓剡作《祭须溪文》有“天地间奇诡超迈之气于是乎绝，四十五年如手如足之情于是乎诀”[7]之语，可见二人情深谊长。《须溪词》中存与邓光荐唱酬之词有17首之多，可考时间者，早自宋咸淳九年（1273）， 晚至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前后二十一年，多反映二人晚年的隐居交游，二人或相约山寺饮茶，或唱和缅怀故人，或醉和前朝词曲，或节令互诉衷肠。当然，这些词中也少不了要抒发“黄金台上，早整顿、乾坤事了”的豪情，和品味亡国后“细数齐年几人存”的孤独与凄苦。 刘辰翁和周天骥的交往也很不一般。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周天骥，号耐轩，南宋末年登神童科，名显一时。后任吉州知府。德祐二年(1276)，元军兵临城下，他不战而降，被元朝任为吉州路总管。周天骥是降元而位高权重的地方行政官，以遗民自居的刘辰翁却有寿耐轩词四首，让人颇费思量。
刘辰翁与周天骥的父亲周应合交谊深厚。周应合，号溪园，宋时官至朝奉郎，知瑞州军事，元军至，以与帅议不合，劾去。宋亡，随子周天骥至吉州。刘辰翁与周应合有寿词唱酬三首，均调寄《水调歌头》。其一题为“谢和溪园来寿”，词首曰：“夫子惠收我，谓我古心徒”，二人师徒相称，此师乃“教我天根骑月，规我扶摇去意，餐我白芝符”之师，因此词末有云“从此须溪里，更著赤松湖”，刘辰翁自注云：“仆故居须山之阳，曰须溪山，即公行窝，故云。《东阳记》有赤松湖，云赤松子、安期生共传道于湖间也。”说明周应合常至庐陵修道，二人以神仙自居。在另一首题为“寿周溪园有序”的序中，刘辰翁提到周应合曾对其曰：“是类吾子”， “于是某得自号为小耐矣”。周天骥与刘辰翁生于同年，周天骥号耐轩当为大耐，刘自称小耐。可见二人的交往因周应合关系而有兄弟情谊。
刘辰翁是宋遗民，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入元后一直洁身自持，但他对宋士大夫入元为官的态度较宽容。还是那首《水调歌头·寿周溪园有序》，序中自称“小耐”后，词有一句“大笑北宫称弟”，刘辰翁自注：“北宫子谓西门子：吾年兄弟也，貌，兄弟也。而贵贱，父子也，毁誉父子也，爱憎，亦父子也已”，典出《列子·力命》第六，道出了虽称兄弟但自己安身立命，固守德行的坚决。除了和周天骥有唱和外，其词《水调歌头·和马观复中秋》中马观复，名煦，字得昌，号观复道人。“入元任庐州路同知，后累迁至户部尚书”[8]。其词《金缕曲·送五峰归九江》中五峰，据吴企明先生《须溪词补遗》注：“五峰，燕公楠字国材，号芝庭，又号五峰。历仕赣州同知、吉州路总管、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河南行省右丞”[9]。 邓剡也有《木兰花慢·寿周耐轩府尹》《摸鱼儿·寿周耐轩府尹，是岁起义仓》，可见，元初遗民与入元为官者并非视若水火，双方都尊重着对方的选择与心中的操持。
当然这种尊重也是有前提的。诗词唱和是对入元为官者文化的认同，是认可他们将理学道统在新政权中延续，因此，遗民往往以“民”的视角去审视入元为官者。刘辰翁在《金缕曲·寄番总管周耐轩生日》中称周天骥：“老子胸中高小范，这精神堪更开封府。”喻之以范仲淹、包拯，又称其治绩：“新治足，旧民苦。”遗民的这种文化认同甚至可以扩展到对元人统治者本身，如刘辰翁对莽哈岱的态度。元丞相莽哈岱至元二十七年（1292）秋九月来治庐陵，十月死，凡四十日。二十九年，庐陵人植碑纪念莽哈岱，请刘辰翁作碑文，刘辰翁时六十一岁。《须溪集》卷七有《丞相莽哈岱美棠碑文》：“阖城士大夫，……无不相向而吊。”可见在遗民心中，对元人的民族仇恨已被对民瘼的关心取代。
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刘辰翁的自寿词。刘辰翁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腊月二十四日。其词《百字令》中有“少微星小”一句，其自注云：“仆生绍定之五年壬辰”。 《鹊桥仙·自寿二首》中亦有：“轻风淡月，年年去路，谁识小年初渡”语，“小年”即腊月二十四，“初渡”语出《离骚》，生日之意。刘辰翁的自寿词不多，严格意义上说只有3首。另有15首寿日与友朋唱和之词，两类词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前一类是写给自己的，情感上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思绪往往更加冷静、直观，如这首《摸鱼儿·辛巳自寿年五十》
是耶非、吾年如此，更痴更悔今昨。狂吟近日疏于酒，转似秋山瘦削。浑未觉。恁儿子门生，前度登高弱。情怀又恶。叹亲友中年，不堪离别，况复久零落。长生药。有分神仙难学。人生聊复行乐。百年半梦随流水，半在南枝北萼。妾命薄。但寂寞黄昏，时听城楼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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