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关键词：《船山遗书》；刘毓松；刘寿曾，刘师培；民族主义
　　
　　许多人撰写清初的思想与学术史的时候大都会提到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学说只是到了曾国藩之时为了发扬湖湘文化，命仪征刘毓松、刘寿曾父子整理出来。本文拟从船山学说被发掘整理及其后与章太炎、刘师培革命派以船山学说为推翻满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来探讨近代学术和思想阐变的内在理路。
　　
　　一
　　
　　面对理学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内乱，曾国藩不同于倭仁等迂腐的理学家，而是切于实际，开始讲求经世之学，主张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曾国藩多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消灭内乱，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内圣。而且要外王。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要宣扬湖湘文化。提高湘军这支乡军的凝聚力。曾国藩就把目标对准了湖湘前贤王船山。
　　曾国藩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设立采访忠义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来激励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国对抗。成丰十年。曾国藩首次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死难官绅的资料，由曾国藩汇总奏报朝廷。请建总祠总坊或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编书局于同治三年设立，曾国藩亲自制定章程，挑选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专司其事。书局中多宿学名儒，主要有欧阳兆熊、洪汝奎、李善兰、张文虎、刘毓松、刘寿曾、汪士铎、莫友芝、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刘恭冕等。
　　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主持金陵书局的便是刘毓松，死后，由其子刘寿曾总领其事。书局是曾国藩、曾国茎等为出版《王船山遗书》而设，时仅称“书局”，并不叫做“金陵书局”。该书局“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非霞阁。延请一绅士督理局事。”至光绪六年(1880)以前的十几年间，该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经部十种、史部十八种、子部七种、集部六种。在编辑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寿曾“时从诸儒上下其议论，所诣乃益邃”。从事图书编辑业务更是得心应手，精于校勘，熟悉体例，放为曾国藩所赏识。在《文集》卷一《北堂书钞斛雠商例答蒯礼卿》一文中，恭甫围绕《北堂书钞》一书出版之前的校刊方法和次序、早期版本的优劣、征引之书的利用、学习前人校例以及文字格式与避讳等问题。谈论透彻细致，据恭甫所示。《北堂书钞》需经反复五次校刊，才得以完成。可见校书之辛苦和认真。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刘氏的主持下，刊刻了《船山遗书》。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国藩和曾国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刘毓松根据所刻的《船山遗书》，还编有《王船山年谱》二卷。曾国藩让刘氏父子编辑《船山遗书》的目的，主要是继承湖湘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湖南是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思想家的故乡。表现尤为突出。由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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