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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以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愧夷之为中国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
清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关系一直是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主义情绪或隐或现，连绵不绝。以古文家为主力的国粹派十分重视激发民族主义。章太炎少时读史，便“觉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的书。“民族思想渐次发达”。
到了清末。传统的经学已经衰落。但经世致用的传统的落实，使史学贴近社会现实。国粹派提倡“国粹”“只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里的“历史”包括：“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扩展“历史”内涵是为了适应思想构建的需要。《国粹学报》刊载、表彰的人物事迹除遗民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吕留良等人外。还刊载大量遗民事迹，如陈去病撰写的《明遗民录》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江苏等各省，每省达数十人之多。此外。该刊还撰录包括岳飞、文天祥、东林党等大批忠臣义士的志行。这主要是表彰民族气节，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刘师培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便是借王船山来申发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刘师堵还——论列，《齐诗》、《韩诗》均含“种族之学”，《春秋三传》更是包含“攘夷大义”，《三礼》也“明种族之殊”。总之，整个儒经都贯穿着尊华夏、攘夷狄的思想。这些看法反映了刘氏立足于现实而重新解“经”释“汉”。
刘师培写了一些个人传赞如《梁于涘传》、《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颜李二先生传》等。他们均为明季遗民，具有一定的学识，又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亡。”而颜、李则是“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之立法尤精”，从而改变了儒家“以道为本。以艺为末”。“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传统。
可见，刘氏立言在于“攘胡”之民族主义。这在国粹学派同人的“正统观”中尤其可以看出。唐朝有贞观、开元气象，“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言正统。”南宋义士的郑所南(恩肖)这种完全把历代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排除在“正统”之列的思想颇得国粹学派同人的赞赏。刘师培也说：“吾独惜乎宋丙子之后，无正统者几百年，明甲申之后，无正统者又百年。其所谓修史者，乃胡史而非华史，长夜漫漫，待且无期，史臣不察，谬以正统归之。”删《春秋》“攘夷之义”在此再次体现。
刘师培有感于卢梭的《民约论》传人以后，“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苎旧顽老且以邪说日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斯义者。”于是，他融合中西，搜集前圣曩哲的“民约论”思想而撰《中国民约精义》。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阐述从《周易》到清代论著中华夷之变的民主思想，近世篇包括明清学者如吕坤、王守仁、王廷相、李经纶、黄道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垬、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人。他认为，王夫之虽然不倡庶民之权，立说与霍布士相同。而有别与卢梭。“至其言君位无常，民情可畏，则未始非儆戒人君之一法，其论岂可斥哉!”他认为王夫之的《尚书引义，说命篇》讲得最为沉痛。刘氏这样写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凸显传统学术的价值。但也不乏嫁接西学、传播西学的意图。
刘氏更看中乡土志的编写，他写的《编辑乡土志序例》，特别提到人物志的编写有助于乡民树立爱乡爱国的信心。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有感于易代鼎革之际，书籍焚毁，倘若能建藏书楼。则“载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诵诗说书、知人论世，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既萌，保土之念，国学保存甚远，乃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图书，典籍弃若土苴亦独何哉!
刘师培有感于家族之藏书毁于洪、杨之乱，思恢复旧籍，但此时已不是为了营营于汉学。而是为了存爱国之心。慕攘除外寇，保乡保土。可见，刘氏所处之时代。已把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
刘师培为何会把王船山的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革命的火种首先出现在南方?首先是因为，自北宋以后刘氏所处的江浙一带渐次成为华夏民族精神的最主要堡垒。刘师培曾对这一民族精神策源地的形成缘由做过描述：“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
刘氏所身处的江苏一带。在明清“夷夏鼎革”之时。义军及志士拒抗尤其激烈，因而所受屠戮淫劫之祸也为他省所不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辛亥之役。鄂府布告中有言日；“至于江东弟子。越国君子，皖江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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