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关键词]明代书院；以讲为学；以会为学
　　
　　有关明代书院讲会特点的总结，可以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形而上者，约略而言，其大要不外有二：一是讲会友伦、师道并重，进而讲究吾党同志，形成同质性，使其持续发展、结成社团、由学术转向政治等皆得以成为可能；二是讲席虽然轮换，讲会则所共尊，无论由朱转王，还是由王转朱，明代学术谱系之流变，皆在立书院、联讲会中得以完成。形而下者，亦有二端，一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方式，二是轮会与联属大会的组织形式。本文将讨论以讲为学与以会为学的问题。
　　
　　一 以讲为学
　　
　　聚徒会众，以讲为学，是明代书院讲学的一大特色。但查考明人文献，谈到“以讲为学”，则多批评之词。魏校(号庄渠)在给邹守益(号谦之)的信中就说：
　　伯载诵吾兄书，乐与四方讲学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也。虽然讲学者众，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忧，何也?讲而不学者众也，是以讲为学者也。行必顾言，义必胜利，吾兄亦尝省其私乎?高明今方为人师匠，一言一行，后进楷模，愿以圣门讷言敏行为主。人心多动，则不能自还。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缘境出入，亦不自知敬。为吾兄诵之。
　　魏信中既以讲学为喜，更以“讲而不学”、“以讲为学”为忧，批评之意甚明，并以讷言敏行相规劝。邹守益在回信中虽对魏之规劝厚爱表示感谢，但对交砥互砺的讲学津津乐道，其指示错误、偏颇而趋人于中行之说，更表明他其实并不认为“以讲为学”就是“讲而不学”。其回信称：
　　凛凛然敏事讷言之规，敢不祗服，以无负厚爱!今伯载聚处里，洪甫复来柄郡教，斯文之兴，其几先兆矣。愿时加汲引，交砥互砺，以为来学标的。道，天下之达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错误，有所偏陂，则相与指示，期趋于中行。古人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意正如此。
　　魏校字子材，号庄渠，崑山人，弘治进士。正德、嘉靖之际，任广东提学副使，改道观佛寺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崇正、五羊诸书院，“广(州)之诸生来讲者，使散居各书院”，“相与讲明正学”。历官至太常侍卿、国子祭酒。其学私淑胡居仁，《明儒学案》列名《崇仁学案》，算老一辈书院讲学名家。其“貌朴讷简重，言动以礼”，宜乎以敏行讷言而劝到处讲良知之学的邹守益。这是嘉靖初年的情形，但阳明高足们不以为然，随地举会，以讲为学，以会证学等正逢其盛而未有止时。
　　及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讲为学”被再度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但这次已不是师友间的规劝，而将其和泰州学派讲学名家罗汝芳过往在宁国府、云南等地书院讲学传道扯到一起，上报朝廷，并最终引出了驱逐学人而禁立书院的事件，闹得很大。其始作俑者是南京通政使杨时乔，据《明史》记载，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杨疏“大意在维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辟邪说，所指为邪说之魁者，则原任参政罗汝芳也”。疏中罗列罗氏在宁国、云南等地“日集诸生文会讲学”，传其邪说，并称：“数年来，始有直以释老之说为孔子之说，又以禅老在孔子上，直搀入于文章如科举文字者，又以传注为支离，而其言惟以讲为学，会众聚徒，即是不事修为阶级，以知为道，血气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归于禅老，后学皆不以经书为本领，内则心无所主，外则其言不归于禅老，则归于庄列，子史文体遂坏矣。”其时罗汝芳已逝世十年，秋后算账，似不厚道。但礼部左侍郎摄部事余继登仍借“疏中辟邪崇正之论”，“移文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御史及各该巡按，遍行各提学官，地方中但有罢闲官员、山人方士、学佛学仙者，昕其于山林空寂之处各修其业，有于通都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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