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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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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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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聚徒至数十人者，即行驱逐。其不由抚按具题擅立书院、祠宇者，即行禁约，并禁坊间所刻离经叛道新说诸书，不许鬻卖。士子行文，务依二祖所颁示《集注》《大全》为主，而参以《蒙引》《存疑》诸书，各阐理道，勿杂禅机。提学校文，务取不背经义纯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说者不准入学，生员仍用新说者径自黜革。至于乡试、会试行文，知会一体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该科指实参治。庶异说渐熄，圣学自明。”如此驱逐学人、禁刊新书、禁立书院，可谓凌厉。但从《明史》“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的记载来看，“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立书院，联讲会，会众聚徒，以讲为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数年之后，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更将书院讲学推至另一个层面。
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对书院以讲为学的批评却是共同的。这表明，在反对者看来，从正嘉到隆万，数十年间，聚众会徒，以讲为学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阳明后学而言，以讲为学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讲学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魏、杨、余等人的反对基本上还是在学术层面的交锋，虽然余氏之驱人禁院之议，几乎可以视作嘉靖、万历禁毁书院之后续动作，抑或看成是天启之毁的前奏，但终究还没有包藏明显的祸心，离政治之险恶尚有足够安全的距离。正为如此，在经历东林书院一东林学派一东林党的惨案、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清代康熙晚期的学人胡煦可以留下比较中肯的评说文字，其称：
朱子之学以学为学，后儒之学以讲为学。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借朱子而指摘阳明者。圣人之门，贵行而不贵言，使朱子而居阳明之时，不识能逮阳明之事功否?
胡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已身处18世纪初而远离晚明当年的是非场景，所言属公平之论。因而，我们认同并赞赏其由“以学为学”、“以讲为学”分别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朱王之学互为参照，可以得出“以讲为学”是明代阳明学人书院讲学的一大特点的结论。
何以阳明学者要不同于“以学为学”的程朱理学传统，而高扬“以讲为学”的旗帜呢?这与阳明后学秉持“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须口口相传”的师训不无关系。《王阳明全集》附录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一文，其称：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
由此可知，王阳明对“面授”和“口口相传”的讲学方式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受教者学之浅深，相机而授，广布其学于天下同志。至于“笔之于书”，和口传、面授相比，其力“十不尽一二”，相差太远，不被王阳明看好。
先师既有如此圣训，阳明后学形成“以讲为学”远胜“以学为学”的普遍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以面授和口耳相传为主的“以讲为学”，比之以读书和穷尽经史为主的“以学为学”，要优越、快速、有效得多。更何况孔圣人早就慨叹，“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明，本来就是古之明训。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阳明学人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二 以会为学
与“以讲为学”相近的表述还有“以会为学”。“以会为学”见王畿《与汪国潭》，其称：
弟春暮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务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学为会也。 在这里，“以会为学”和“以学为会”相对应，是王畿使用的一个谦词，意在表明他期赴青原会、白鹿洞书院讲会等这类江右著名讲会的崇敬之情。其实无论是“以会为学”，还是“以学为会”，仅是一体两面，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可获得完全之义。而“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会之核心在讲学，在明道，讲学者既可以“以会为学”，又何尝不可以“以学为会”呢?
事实上，王畿一生赴会无数，“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会之于他，讲之于他，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而讲之，年逾八十而不止，实乃纯乎天性，自然而然。同时代，像王畿这样的人有很多，如邹守益、钱德洪、王艮等，而学习仿效他们的后学则更多。代代相传，相生相衍，于是以讲为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以会为学，以会证学，赴会订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自然演成明代书院讲学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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