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来自湘南起义军的干部战士都是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勇士，是战斗中的中坚力量。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红四军缩编成4个主力团，大部分湘南农军返回湘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这4个主力团中就有2个团是由湘南起义军组成的。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八月失败”的不幸事件，湘南起义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仍是红四军主力之一。既便是到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去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之时，湘南起义军余部仍是红四军的主要成份。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就说过：“贺、叶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二，湘南农军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按“籍贯的，湘南人数约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写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
此外，在湘南起义斗争中培养和锻炼的政治、军事骨干，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红军的改造、壮大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准备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会师后，在井冈山党的高级指挥机关担任重要职位的就有朱德、陈毅、毛文科、宋乔生等，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位的有林彪、胡少海、黄克诚、肖克、粟裕等。他们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湘南起义对敌斗争中成功地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井冈山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曾指出：游击战一般地是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游击战“它就是在落后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他还总结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自己曾说过：“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湘南起义中，朱德率领起义军，灵活、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湘南起义的战斗大多是以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即游击战)。拉开起义序幕的智取宜章是这样，“坪石大捷”更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当时许克祥以六个团的优势兵力，摆开一字长蛇阵向宜章进犯。面对六倍于我的强敌，起义军首先避其锐气，诱敌深入，待敌疲困、锐气已减时，主动出击，猛打穷追，先歼灭敌2个团，继而一鼓作气歼灭另4个团，许克祥只得弃轿化装逃跑。这些成功的游击战战术，在后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中多次得到很好的运用。如，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的龙源口之战，朱德、毛泽东就是指挥红军诱敌深入，待敌疲乏时再出击，先歼灭敌人一部分，再扩大战果，彻底打跨敌人的。
三、湘南起义中开创的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先例，为井冈山根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的建设道路提供了范例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则是土地问题。南昌起义时，中共中央就提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农村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由于起义部队急于南下广东，寻找口岸，争取外援，一路行军作战，无暇顾及。虽然也曾提出了一个《农民解放条例》，却未能实施。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也未能认真地全面执行。朱德、陈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吸取南昌起义的教训，湘南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注意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紧密结合。湘南起义中的土地革命具有规模大、范围广、成效显著等特点，并造就和锻炼了一批富有土地革命经验的人才，为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湘南起义先后成立了六个县苏维埃政府，每县的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主持本县的分田工作。为促进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湘南特委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会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永兴湘阴渡的试点的基础上，还提出两条具体的土地分配原则：(1)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2)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个别分配不当的由乡土地委员会仲裁。在此基础上，各县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土地分配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据统计，在半个月内，资兴县插标分田达1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0％，郴县插标分田达1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耒阳县260个乡进行了插标分田，占总乡数的7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