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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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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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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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