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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