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威胁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是绝不会适可而止的，而是“多多益善”。能够协调、限制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只有皇帝、国家。在皇帝眼中，地主、农民(富人、穷人)是都不能舍弃的。地主阶级，是国家官员的主要来源基地，其中的优秀分子，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必须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俸禄，或赏赐土地），以让他们积极地、心甘情愿地给皇帝和国家服务。农民，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不能过度地剥削，要限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每当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时，国家就有必要进行调整、改革，来限制兼并，缓解社会矛盾，以确保国家利益。在改革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呢？当然是农民受益、地主受损；又由谁去改革，由谁去执行呢？当然是各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都是地主出身，地主身份。因此，历代改革、变法阻力重重，失败居多，成功居少。在私有制社会人们对土地的偏爱，以及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土地兼并趋势的不可阻挡性、不可逆性。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最终由最底层的农民造反、起义，这个政权的结束也就不远了。
其次，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大量的国有土地往往出现于建国之初。由于战争，大量地主逃亡，农民背井离乡，人口减少。大量的无主土地、荒地就成为国有地。在建国之初，战争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时间越长，战争越惨烈，建国后，国有土地就越多。国家掌握的大量土地，一部分用以赏赐功臣将领，让他们更加忠于皇帝。另一部分分租给农民耕种，使这些农民成为国家的佃户，向国家交租纳税，既解决了无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可以缓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又可以补充政府的财政税收，并且这项税收是最稳定、最直接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国有土地的租税比率控制、影响地主土地的租税比率，缓和社会矛盾。“土地国有制的首要原则是平均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把农民提高到自耕农的状况”〔4〕，以确保农民土地所有制长期大量存在。所以，国有即民有，民有即国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不相矛盾，能够和谐统一。国家掌握的土地越多，下层农民的生活就越有保证，国家的经济基础也就越雄厚、坚实，国家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越强，国家政权也就越稳定。如果国家长期掌握大量的土地，国国家政权就能够稳定，长治久安。“唐代初期社会之安定，国威之强盛不能说不是奠基于是”〔5〕。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曾经有这种状态，但好景都不长。蚕食、破坏国有土地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的手下官员。封建时代的官员是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身兼官僚、地主的双重身份，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势力、财力，不断地蚕食国有土地，把国有土地变为个人（地主）土地，损公肥私。所以说，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是相对立的，你消我长，此起彼伏。虽然民有即国有，但地主有却不会国有，地主富却不会国富。因为地主阶级（贵族和官僚地主）是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凡是被他们兼并的土地,绝大部分是被隐占的。土地的兼并和隐占,与对人口的隐占,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和人口的隐占,使绝大部分被兼并的土地,既不承担国家的赋税,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由此而形成了大量的法外私有土地”〔6〕。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土地越来越少，地主土地越来越多。毫无疑问,大量的法外私有土地的存在,对土地的国有制,形成了极严重的威胁。国家收入越来越少，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越来越低，同时，地主势力无限地扩大，大到政府无法控制，形成地主割据大财团，财大气粗，对抗官府，对抗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国家困于用度不足,遂不得不把由于土地和人口的隐占而脱漏的赋役,转嫁给仍在自己控制下的人民”〔7〕，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到这个时候，一个政权最强盛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进入他的老年，最终的结局，要么为地主割据势力所困，所灭，要么为农民起义冲击而衰落、灭亡。
总之，封建社会存在的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各有特点，相互作用。皇帝在政治上依靠扎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治理天下，从而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势壮大，进而蚕食、破坏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结果是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根基，导致国弱民贫，阶级矛盾激化，王朝终结；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是最弱者，无法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它的蚕食。当农民无法忍受时，唯有一反，推翻现有国家政权；国家土地所有制本来是用来稳定国家经济的，却不断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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