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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β谱的上限确实如泡利所预言的那样是尖锐中断的。”［（８）］
我们不想对一些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的明显失误说三道四，也不想贬低埃利斯、莫特和亨德森各自的独特贡献，但却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事实上，王淦昌不仅对ＲａＥ的β谱进行了研究，而且对钍的β谱也进行了深入地实验研究。１９３３年７月，迈特纳和王淦昌联名在德国《科学》期刊发表论文《γ射线的内光电效应》，介绍他们用一个小的盖革－弥勒计数器对在磁场中的ＴｈＢ＋Ｃ＋Ｃ＂发出若干β射线进行测量的初步结果［（９）］。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９日，王淦昌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关于ＴｈＢ＋Ｃ＋Ｃ＂的β谱》寄往德国《物理学期刊》，并发表在该刊第８７卷。王淦昌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埃利斯等人所用实验方法的利弊，吸收了他们测量射线强度的基本思想，采用盖革－弥勒计数器在磁场中计数，应用他自己的方法测量了ＴｈＢ＋Ｃ＋Ｃ＂的β谱。他所得结果在强度方面比埃利斯的要精确得多。王淦昌的这一实验结果，对建立β衰变理论有重要意义。据施士元教授回忆，费米（E.Fermi）１９３４年建立β衰变理论时参考了当时有关β谱强度的若干测量数据，王淦昌的工作可能对费米的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１０）］
三、历史性的创见－－王淦昌关于用Ｋ电子俘获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虽然中微子假说在费米的β衰变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有如β谱上限等实验的间接支持，但是从１９３０年提出中微子概念后很长时间，中微子还从未在实验中被直接观测到。因此不仅中微子疑难依然存在，而且还有重大反复。
１９３６年香克兰（R.Shankland）在作光子散射的一次新设计实验时发现，实验结果似乎支持已被抛弃的玻尔－克喇末－斯莱特理论。香克兰的《光子散射理论的明显失败》［（１１）］发表后立即受到厌恶新粒子的物理学家们的热烈欢呼。狄拉克也很快发表《能量守恒在原子过程中成立吗？》，以尖锐的措词反对费米和泡利的中微子理论：“中微子这个观察不到的新粒子是某些研究者们专门造出来的，他们试图通过假定有这种应付平衡的不可观察的粒子，从形式上保住能量守恒定律。”［（１２）］
但在玻尔的哥本哈根研究所中，人们立即重复并摒弃了香克兰的实验。玻尔本人也在《自然》上发表《量子理论中的守恒定律》明确指出：“人们可能注意到，关于β射线现象的迅速增加的实验证据，同在费米理论中得以显著发展的泡利中微子假说的推断之间有一种使人得到启发的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在来自原子核的β射线放射问题上严重怀疑守恒定律的严格有效性的根据。”［（１３）］
香克兰的实验虽然被摒弃，但狄拉克等人的诘难使得长期困扰物理学家们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验证中微子的存在，更为急迫。王淦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保里（即泡利－－笔者注）之假说，与范密（即费米－－笔者注）之理论，固属甚佳。然若无实验证明中微子之存在，则两氏之工作，直似空中楼阁，毫无价值，而β放射之困难仍未解决。”［（１４）］
因此，从１９３４年之后，关于中微子的许多理论和实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验证中微子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在当时条件下，要验证中微子－－这种鬼魂粒子是极其困难的。
１９３６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彭斯基（Leipunski）做了第一个测量β衰变中原子核反冲的实验。
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美国物理学家克兰（Crane）和赫尔彭（Halpern）先后做了实验，对过程：
Ｃｌ［３８］→Ａ［３８］＋ｅ＋υ中的反冲效应进行研究，他们观察了电子在磁场中的偏转和原子核在云雾室中的射程。
但这些实验都没有测出反冲振动的动量，因此都没能确凿地证实中微子存在。
王淦昌充分认识到实验检验中微子的重大意义，并一直关注着这方面的进展，不断地进行探索。王淦昌于１９３４年４月回国，先在山东大学任教，１９３６年又受聘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到１９４０年２月，王淦昌与浙大师生一起走建德、过吉安、赴宜山、抵遵义。由于连年跋涉流离，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生活困难，抵达遵义时，他患上了肺结核。但他躺在病榻上，仍以惊人的毅力对中微子问题苦苦思索。
１９９２年元月，王淦昌回忆他发现Ｋ俘获验证中微子的经过时说：“１９４０年初，到了贵州遵义，虽然各方面条件无法和杭州时的浙大相比，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数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看到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其中有一个实验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１９３９年克兰和赫尔彭对过程
Ｃｌ［３８］→Ａ［３８］＋ｅ＋υ中的反冲效应的研究。他用一个云室测量Ｃｌ［３８］放射出的β射线及反冲原子核的动量和能量，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证据，可是，反冲原子核的电离效应很小。我认为他们的方法不是最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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