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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昌１９４２年的论文：“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在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近些年，杨振宁教授又多次谈到：
“美国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杰姆斯·阿伦根据王先生的办法进行实验。……不幸的是，他的实验不够精确，结果不清楚，不能得到定论，”［（１９）］“直到１９５２年，戴维斯（R.Davis）终于用Ｂｅ［７］的Ｋ电子俘获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可是现在人们提到中微子的存在实验时，往往只有戴维斯的工作，却把王淦昌的原始构想忽略了，所以我和李炳安一起写了这篇文章，以期引起世人的注意。”［（２０）］
杨振宁的这些论述对王淦昌的研究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王淦昌的论文和阿伦实验并非没有而是确已“在当时造成相当的轰动”了，“王淦昌－阿伦实验”被认为通过费米理论，已完全足以证明泡利中微子假说。１９４３年，美国《现代物理评论》将“王淦昌－阿伦实验”列为国际物理学重大成就之一，并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介绍Ｂｅ［７］的性质、Ｋ俘获的实验方法等。文章指出：“……阿伦的工作看来是有决定意义的。他按照王淦昌和其他人的建议，用Ｂｅ［７］这一轻原子核进行Ｋ电子俘获实验。在这个反应过程中，并不放射出电子，同时也不伴随辐射γ射线和其他射线。阿伦发现反冲能量太强不能归因于Ｘ射线，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在定量方面相对来说要做大的修正。但由此，关于中微子的问题，可以作出如下结论：虽然单个中微子的探测，也许尚未给出完全确定的结果，但是对实验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微子的存在，通过费米理论，这已完全足以证明泡利中微子假说。”［（２１）］
可惜的是，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因此这样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并未引起物理学界以外的人们的注意，更不可能受到应有的起码的重视与宣传。但有一点已确定无疑，即从此之后，科学家们已不再对中微子的存在表示怀疑，而是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实验的精确性，以对中微子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对于已载入史册，且有崇高评价的“王淦昌－阿伦实验”的重大意义，竟然也还有人进行了歪曲。前苏联物理学家柯尔松斯基在他那本著名教科书《原子核》中，用了整整一节专门介绍１９４２年阿伦的Ｂｅ［７］Ｋ电子俘获实验。但他不仅只字未提王淦昌的创见之功，相反却把首先提出这一著名的实验原理的贡献归功于前苏联学者阿里瓦列茨。无独有偶，前苏联的Ｂ．Ｃ．别列津斯基在其著作《中微子》一书中又宣称“苏联物理学家列依蓬斯基在１９３６年首先提出了用实验来记录中微子的设想。而这个实验的实现却是在１９４２年由艾伦在美国完成的。”［（２２）］
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毋庸多言，因为阿伦自己论文中明白无误地对王淦昌建议的肯定这一历史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四、系统的开拓－－王淦昌对中微子的追踪探索（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１９４６年王淦昌随浙大迁回杭州，继续对探测中微子问题进行研究。１９４７年３月，王淦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２３）］。文章首先承认阿伦的实验虽得到了肯定的结果，但由于精度有限，还需要进行大的修正。为此，王淦昌又提出三种新的探测中微子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从Ｃ［１３］或Ｎ［１４］中得到的Ｂ［１２］，或用从核反应Ｏ［１６］（ｎ，ｐ）中产生的Ｎ［１６］来进行反冲研究从而探测中微子。因为Ｂ［１２］有很大的β辐射能量（１２Ｍｅｖ），而且质量比较小，所以用它探测原子核反冲动量，比克兰和赫尔彭用Ｃｌ［３８］（只有５Ｍｅｖ的β辐射能量）要容易得多，而Ｎ［１６］虽然不如Ｂ［１２］，但却比Ｃｌ［３８］有利。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Ｎａ［２４］在经过β辐射后能辐射γ射线，发生内部转换而放出ｅ［＇］射线，通过云雾室或ｅ［＇］辐射定向重合计算技术，来探测中微子。
第三种方法是“应用具有Ｋ放射性质的某些物质，如Ｂｅ［７］、Ｃａ［４１］、Ｃｒ［５１］等，这些物质的原子核有一些会在较长寿命的γ辐射后捕获Ｋ电子，……由Ｋ俘获的反冲，两个同分异构体能被分离开来而进行检验。这个分离的成功将清楚地证明中微子的存在”。
此外，王淦昌还讨论了利用介子衰变来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提出：“用云雾室和类似拉塞特（Rasetti）设计的特殊计数器联合进行这样的探测比较合适。”
如果说王淦昌１９４２年的论文是原理性的，提出了Ｋ俘获的方法，那么１９４７年的这篇论文则更明确，更具体，视野与思路更为开阔了。在这篇论文中，他探讨了利用Ｂ［１２］、Ｎ［１６］、Ｎａ［２４］、Ｂｅ［７］、Ｃａ［４１］、Ｃｒ［５１］等的核反冲来探测中微子，这些放射性元素都具有典型性，其中有些不仅在验证中微子的实验中被证明是有用的，而且在后来研究中微子的性质的实验中也被广泛采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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