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小说和历史;小说家动笔写历史小说，历史学家写小说化的历史。” ⑥ 尽管司各特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小说家，我还是认为夏多布里昂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个评价在勃兰兑斯那里得到了证实:“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之中，通过发人深省的时间的考验，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受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欢迎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读过但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再会去阅读的作家了” ⑦ 。这是勃兰兑斯在19世纪末说的话。欧洲的读者已经认识到，通过司各特的小说学习历史只能是读者不成熟的表现，或者是由于广大民众文化水准不高而只能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来接触历史。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司各特在法国的另一个模仿者身上，那就是大仲马。大仲马的遗体在2002年被移入先贤祠，可以说是备极哀荣，今天他的小说虽然还拥有众多的读者，可是人们已经不认为他讲的故事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了。如果在19世纪司各特和大仲马的存在是必要的话，那么20世纪以后，还把历史小说当作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渠道，那就不合时宜了。罗素生于1872年，死于1970年，显然已经过了通过小说学习历史的时代，他所以在谈历史的时候不 提及历史小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⑧ 亚里士多德说的“诗”通于小说，乃是指一切文学创作。如果我们还承认这个2300多年前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在今天对历史小说发表那么多的歧见。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还是正确的，历经2300多年的岁月的磨蚀，其光芒仍未尝稍减。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写诗（包括一切文学创作活动）和写历史同样具有“哲学意味”，同样“被严肃的对待”，诗人和历史学家只有功能的不同，并无高下的区别。除此之外，我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
历史小说，指的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就是说，仍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此，如何评价一部历史小说，要看小说写得怎么样，要看它故事讲得怎么样，人物塑造得怎么样，等等，历史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背景而已。当然，这个背景要不差大格方好，否则就不叫历史小说了。作家写历史小说，实际上仍在“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想象虚构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解读历史真相”、“追求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还历史或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等等，不能成为历史小说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成为评价历史小说的标准。所谓“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不过是作家的宣言而已，而“敬畏”、“尊重”的结果可能束缚了想象力的翅膀。历史小说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说的标准。故事讲得好，人物塑造得好，环境描写得好，氛围营造得好，小说就算写得好，至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次要的，附属的，允许有疏漏，甚至错误。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说是要“还某某以历史本来面目”，例如说要“还曹操以历史本来面目”，要让人们“看到一个作为杰出的人物、英雄人物、真男儿、大手笔的曹操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倒是一个绝好的历史和小说不能结合的例证。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中的曹操，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艺术形象，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而艺术形象是作家和读者的长期创造。今天，在一个成熟的读者的头脑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决不会等同于《三国志》中的曹操。当然，今天的作家可以塑造另一个曹操，例如红脸的曹操，如果成功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在文学的画廊中增加了一个形象而已，并不会取代那个久已存在的白脸的曹操。如果这位作家比照《三国志》，亦步亦趋，以史料丰富准确自居，那我可以保证，这个红脸的曹操必不会成功。总之，历史小说是文学，不是历史。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说:“历史传记是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20世纪中期，在年鉴学派发起的运动中，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传记史学出现了一段空白。历史学家们或多或少地把此类史学著作让他们同一领域里的老对手——小说家们去写了。” ⑨ 可见，小说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而小说家们多少都抱有与历史学家们一争高低的野心:既写出一部人人争阅的小说，又要不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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