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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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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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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司法界精英的人物，在《湘潭县志》里却被描述为一个乡绅般的实业家，只有办报兴学的份儿，而他数任京官、风云一时、长达十余年的一波三折的仕途履历，竟被一笔勾销！大约，在他的乡党眼里，几度出任“伪职”乃是一段不甚光彩的经历，还是不说为妙；或者，这正是一种特殊的“爱护”，亦未可知。于是，历史旮旯里的易宗夔不仅无人喝彩，而且，甚至于无人理睬了。
好在，命运对人也并不尽是苛刻，易氏作国家司法大员没有赢得的尊严和荣名，在他忙中偷闲编撰的一部记人写事的小书里赚回了不少。《新世说》成书之后，曾得北大校长蔡元培作跋语，给予很高的评价；后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也在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至于《世说》一书，仿者尤众，……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闲闲一笔，遂使其人其书青史留名。
我不打算介绍这部值得介绍的书。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新世说》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体例和编写原则无不一仍刘义庆《世说新语》之旧；尽管在这本书诞生的年代，它那古典趣味的上空很容易就显出一层氤氲的黄昏暮色，但凭心而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真诚，还是十分让人感动。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宣扬过“民主”、学习过“法政”、又兴办过“新学”的易宗夔，竟会写出这么一部充斥之乎者也的“旧派小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把话题稍稍扯远些。
《新世说》成书于清末民初的一九一八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冲突和斗争呈愈演愈烈之势。从《新世说》的文字看来，我们虽不能说易宗夔是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至少应是一位对古典文学温情脉脉的儒雅之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迷恋，使这部诞生于一个“咸与维新”时代的书，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怀旧气息。这也正是当时大量出现的一批文言笔记著作的共同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世说体”文言笔记小说的继承这一层面，它还触及到“白话时代文言如何应对和生存”（即所谓“言文之争”）这个有意味的话题。事实证明，在上个世纪初叶的那场文化运动中，易宗夔虽则不是任何一个营垒中的战士，但也并非一名彻底的中立派或旁观者，至少，他属于“有话要说”的一类人。关于这一点，有他在《新世说·文学篇》里的一条文字为证。其文如下：
近有陈仲甫（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傅孟真（斯年）诸君，发刊《新青年》，创为文学革命之议，主张以白话为文章。胡适之言曰：“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则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为根本上之解决。钱并主张废去汉文，另采用一种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傅则欲铲除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谓“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谬误，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观诸君之绪论，类皆以旧文学为死文学，须一律扫除。主张言文一致，于新文学界放一异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渐，未始非吾国文化进步之一转机也。
显然，比起前面所引的两则“小传”，我们更能从这一段文字里，听到易宗夔的心跳。如果说，我们在前者那里，读到了历史书写的人为性和随意性，那么，下面的叙述也许将呈现，在一个历史事件的流程中，一个本已粉墨登场的演员，如何被后人（特别是拥有历史解释权的后人）眼里的所谓“历史大势”逼回到幽暗的幕后。帷幕落下，没有人记起他的台词。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酝酿于《新青年》杂志创刊的一九一五年（创刊号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起草的《敬告青年》一文既是发刊词，又具纲领性质），发端于一九一七年，标志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发表。此后，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气势狂飙突进，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猛将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著名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就出自此文），将中国文字骂到无以复加，认为汉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并大胆宣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问题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苍颉当年造汉字曾引得鬼神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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