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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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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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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哭，钱玄同的这段风雷文字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其实，废除汉文的主张谭嗣同早在他的《仁学》中就已提出，戊戌变法后，更是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改造汉字的“国语运动”，这都为后来的“国语文学运动”（即文学革命）造足了声势。“不过国语运动是‘为教育的’，是用国语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国语文学运动是‘为文学的’，是用国语为‘创造文学’的工具。前者是提倡白话，不废古文；后者是提倡白话文学，攻击古文为死文学。”（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这当然引起一班保守派如严复、林纾等人的反对。
这就是易宗夔身处其中的“当代史”。比较而言，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和撰文为古文辩护是一九一九年的事，而易宗夔的付梓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后的《新世说》，却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距离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更近，特别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还亲为作跋，就使得这件事更显微妙了。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易宗夔的确做到了他在《新世说·例言》中申明的：“是书持论，务趋平允。”而且，我们也看到，他通过这种方式，发表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言文一致”问题，竟能寄予厚望和赞扬，这就使他与“学衡派”的“国粹主义”划清了界限；而“去偏去激，推行以渐”这八个字，俨然是杜亚泉所谓“以吾固有文明之特长”，“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的渐进改良主义的调子（参见杜氏《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第三四三-三五六页），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反而比“革命派”那些矫枉过正的宣誓更让人觉着合理而亲切。罗兰·巴特说：“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但这不过是一种修辞而已。谁都明白，历史始终是“缄默的”，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历史的接受者，同样，评价功过得失的也不是历史本身。
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笔者顺手翻阅《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惊喜地发现陈独秀写于一九一八年的一封信，其收信人赫然竟是易宗夔！（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信后附有易宗夔的原信（见该书，第七七六—七七八页），其文不长，兹抄录如下：
适之、独秀两位先生大鉴：
我国数千年来，文化毫无进步，虽有种种的原因，而言文不能一致，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鄙人在十余年前，即有这个议论，主张言文一致的道理。彼时寡调独弹，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个理由，鄙人也就不往下说了。前月鄙人请蔡先生（当指蔡元培——引者注）吃饭，席间偶然谈及此事，听蔡先生说两位极力提倡文学革新的道理，发行一种杂志，发挥的很透彻。鄙人就破费几文，买《新青年》回家一看，才晓得两位见解的高超，实在佩服得很。但是鄙人对于这个道理，所见微有不同的地方，不能不向两位上一个条陈。
独秀先生主张推翻孔学，改革伦理。鄙人以为见解太高了，不适宜于现在社会的情形。我们因为中国不懂文字的人太多，非以白话为文章，教育便不能普及，我们尽可用白话编国民小学的教科书，用白话写信，编成尺牍便览，发行几种白话报，廉价出售。办事的时间惟恐不够，那里有闲工夫推翻什么孔学？改革什么伦理？惹起那班不三不四的乡学究村夫子，惟恐砸破他的饭碗，不得不起而反对之。倒是我们主张言文一致的障碍物了。
适之先生谓“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这个道理很对的。惟欲破坏什么桐城派的古文，什么文选派的文学，什么江西派的诗，且欲取而代之。据鄙人看来，却可不必。我们但办我们言文一致的事业，看他们的古文骈文诗句，恍惚是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既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又何必取虫鸟而代之？如此办法，省却许多的唇舌，保存许多的精神，拼命的向言文一致的前途进行，庶可以达我们改革新文学的目的。
鄙见如此，不知两位新文学家以为然（否）？尚祈赐教。
即颂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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