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10]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11]。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11]。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12]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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