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保持外松的前提下，内部却抓得很紧。主要地是作了三件事：一是收回信符。把多尔衮把持在他王府内的印信和档案都收回宫内；二是收回皇权。以后凡是重大事情一律报皇帝亲自处理；三是赐死阿济格。英亲王阿济格是多尔衮的亲哥哥。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暴露了欲当多尔衮式的摄政王的野心。他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甚至诱导端重亲王博洛等速推举他为摄政王。他的这些狂悖之举，被多尔衮的近臣额可亲、吴拜等揭发了，说他“欲为乱”。他回京的路上，郑亲王济尔哈朗派兵严密监视。他一到北京，即被幽禁。后在狱中他又想举火暴乱，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阿济格手下的近臣也被处死。这样就解决了多尔衮一党的问题，为以后打击多尔衮作了必要的铺垫。

　　以上三项紧急举措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14岁的福临不可能有如此过人的智慧和胆量。这些恰切的举措都是躲在幕后的孝庄皇太后亲自作出，而由皇帝福临切实执行的。

　　在办完丧事后，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福临怀着复杂的心绪在太和殿亲政。亲政后的福临除了作一些巩固君权的工作外，就是在孝庄的授意下，静待默观，等待时机，欲取东山之水来浇灭胸中块垒。

　　机会终于来了。

　　福临亲政后的一个月，多尔衮原手下的亲近重臣苏克萨哈等首先告发多尔衮悖逆等情。原来在多尔衮死时，将他生前准备的八补皇袍、大东珠朝珠、黑貂褂都秘密地放在他的棺材里，一同下葬了。而这三样东西是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多尔衮用了，是大逆不道，应予严惩。他们又进一步揭发，说多尔衮生前曾拟议擅自调动两白旗兵于永平府，有谋反迹象。但因事耽搁，未及出台。

　　这就足够了。时机难再。孝庄密嘱福临，时机成熟了。福临下令调查多尔衮。结果，经多方揭发，其罪状愈显。后经四亲王综合，列出十大罪状，上报福临。福临和孝庄感到，甚合吾意。于是，严厉追治多尔衮罪，将多尔衮母子及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没收家产，将多尔衮掘墓鞭尸。卫匡国《鞑靼战纪》载：“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从对多尔衮的处治来看，寻找不到皇太后下嫁的一丁点痕迹。皇太后对多尔衮是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不，比那个有过之而无补及。她采取的是极左的革命行动。这里能够看到的只是仇恨，是蓄积多年的挥之不去的深仇大恨。

　　孝庄和福临终于泄了恨，报了仇。从此，也恢复了皇太后和皇帝应有的尊严。
对多尔衮一党区别对待，有奖有惩。对揭发者，如苏克萨哈给予信任。

　　多尔衮和福临之间的矛盾斗争应该是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势之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多尔衮当皇帝也未尝不可。他当了皇帝也不见得对中国不利。四亲王所上奏折，也是为迎合皇太后和皇帝的旨意而发的,其中不可能都是事实。我们不是在评价多尔衮。多尔衮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从大节看，他领兵入关、定鼎北京、横扫中原，功莫大焉。虽多尔衮有想当皇帝的欲望，但他终于没有动手。因此，在127年之后的乾隆皇帝为他平反昭雪，追封多尔衮睿亲王的封号，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乾隆帝此举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此文不想全面评价多尔衮，而是从多尔衮事件中，来看孝庄皇太后是怎样当不垂帘的皇太后的。

　　处理多尔衮一案，其经验是，第一，不急不燥，善于等待；第二，韬光养晦，善于伪装；第三，时机一到，绝不手软；第四，区别对待，奖惩分明。
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故撰此小文，以供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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