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过了近百年战乱、重新建立的统一的王朝——宋，最高统治者在价值观、统治方法与统治风格上都与隋、唐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重实利的世俗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开国皇帝赵匡胤于乾元元年（963）到武成王庙（祭祀周代的开国功臣姜尚）视察。当他看到两廊壁上参与配享的历代武将画像时，当场指示，只有“功业始终无暇者”才有资格配享武圣姜太公，并命令吏部尚书张昭等人议论一下去取。结果是将汉代的班超、唐代的秦叔宝等二十三员战功显赫的武将晋升到两廊接受配享；关羽、张飞等二十二人被黜（见《续资治通鉴》卷3  ）。由此可见，宋代初年在统治者眼中，关羽的地位不仅等同于历史上的一般武将，而且，由于其功业未就，还受到歧视（这种做法受到当时一些臣僚的反对）。
到了北宋中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关羽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地位、而且还有所提高。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佛道两教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通俗文艺的兴起对社会潮流和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虽然通俗文艺，在宋代以前也有，但是其规模、内容、影响都是与宋代无法比拟的。唐代的通俗文艺还是以讲唱佛经故事、民间故事（如孟姜女的故事）和历史故事（如王昭君）为主的，很少有演讲现实平民故事的，而且很少有专门演出的场所和大量从事演出的艺人。北宋城市形制的变迁（从唐代的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和商业（特别有关日常消费的商业）畸形繁荣，为通俗文艺的演出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大中（十万户以上的中等城市有四五十个之多）城市中大多有了通俗文艺演出的固定场所——瓦子，并且产生了一批在瓦子定时、定期、定地演出和“冲州撞府”随地随时“打野呵”的江湖艺人。他们演出的通俗文艺作品也比前代大大丰富了，他们在通俗文艺作品中所散播的各种思想意识必然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各种通俗文艺作品中与关羽密切相关的是“说三分”，也就是说“三国”的故事。这个节目也是当时“说话”的热门，也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喜闻乐见。在北宋汴京的瓦子里还出现专门“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我认为《三国志平话》虽然刻于元代，其主要的故事情节宋代就已形成。例如形成于北宋和金国之间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的入话，言三国时期的曹操、孙权、刘备，乃是被汉高祖刘邦杀戮的功臣韩信、彭越、陈豨等人转世，备受曹操欺压的汉献帝乃是刘邦转世，整个三国历史就是一个冤冤相报的故事。《三国志平话》的一开始讲的也是这个故事，只是把陈豨改成了英布。
前面所说的关羽为后世人们所崇拜的特征，绝大多数已经在《三国志平话》的故事中出现。这部平话中，关羽成为主要的人物形象之一，江湖艺人为这个艺术形象创作了许多具有特征性的情节，这些情节往往反映了游民的理想与追求。如“桃园三结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所作“不求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温酒斩华雄”和过关斩将的勇武精神，千里走单骑和不忘旧恩的义气，这些都是游民向往而又难以达到境界。这些也都播撒到整个社会，我们从北宋文人和承继了北宋文化的金国文人的一些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影子。
例如，关羽的兵器，在他的战斗生活与其英武形象的塑造中关系至大。从《三国志》看关羽似乎是使剑，因为本传说到关羽斩颜良时有这样的句子“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既能“刺”，又能“斩”，只能是剑。南朝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四库馆臣认为，此书有后人窜入文字）记载“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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