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我看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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