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则始于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开始流行崇信佛教。当时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七

    三国时割据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在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民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晤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八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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