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三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四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近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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