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 突变的单倍群 (O3-M122 和O3e-M134) 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 M119-C(O1) 和 M95-T(O2a) 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 O2a1-M88 和 O3d-M7, 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 个基因座(此注:ABO、MN Ss、Rh、P、D 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 等红细胞血型, 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 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 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 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 因子与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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