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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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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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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制土分民之律”，即“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7]（商君书·算地第六）。这种动态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即视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和各类耕地类型的不同组合而定），与古希腊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的的绝对人口数（5040人）”相比，显得更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灵活性和实际可操作性[8]。
事实上，我国小自耕农经济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到秦汉时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战国初期的魏国贤相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7]（卷二十四·食货志）。到了西汉的文帝时期，晁错也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9]（卷二十四·食货志）。总之，我国的小自耕农制的典型形态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至于是否拥有土地私有权皆然。但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小自耕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且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比如汉代的一个五口之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10]。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即“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巴蜀平原，民食稻鱼，无凶年忧”；“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文采布帛鱼盐”；“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二）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
我国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虽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突破，但是由于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型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农业，基本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这一时期，中国历代官方记录的总人口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比如公元2年为5959万人，280年最低为1616万人，1109年最高为12100万人，1602年为5631万人），耕地总面积基本保持在8亿亩左右（比如公元2年为8.27亿亩，976年最低为2.95亿亩，1581年为7.01亿亩，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11]，人地比率大约在8亩/人以上（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0年最高为10.7亩/人，1393年最低为8.62亩/人）[12]（p96）。虽然这一时期的人口和耕地都是趋于增加的，但是由于二者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人口增长往往快于耕地增长一倍左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55‰），因而人地比率变动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呈现出波浪式升降的历史特征（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6年最高为10.7亩/人，961年为7.96亩/人，1109年为5.5亩/人，1393年为5.69亩/人，1592年最低为4.16亩/人）[12]（p98-99）。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农业精耕细作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最早的时候，比如养蚕酿酒、种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种施肥、深耕细作，普及于战国；镰斧犁铧、锹铲锄靶，初见于西汉”[13]（p61）。而进入北宋以后，“促进农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是耕作制度，即通过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和提高复种指数，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13]（p169）。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作物复种指数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就大于1，至迟在明清时期已超过1”[14]（p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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