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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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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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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民的隐痛而诱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其中央的统治机构亦是以汉族的制度为蓝本进行改制的，设置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若干人；并设置吏、户、礼、工、兵、刑六部，各部内设满、汉承政、参政、启心郎及办事笔帖式等；还设置掌监察的都察院、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这些机构的设置，即是“照蛮子家（指汉人）立的”⒆。皇太极自己也认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⒇。皇太极模仿汉制，学习汉文化，对于满族社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皇太极时期处理与汉人关系的这一系列政策，使得满汉民族间在更大范围内杂居共处、互相渗透、互相交流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首先在语言习俗方面得到进一步沟通。满人是征服者，是统治者，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时称国语）强制推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特别是从关内掳掠的上百万人来辽东后，汉人数量远远超过了满人。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推行单一的满语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时期满人学汉语，汉人学满语，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皇太极本人精通汉语，且十分重视汉语的学习。一些满族的高级官吏也普遍懂汉语。语言的沟通，促进了满汉民族间思想文化的交流。再就是婚姻关系。皇太极时期，满汉通婚的记载较多。大凌河之役后，集中了归降的大批汉人将领和官吏，皇太极下令“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21)。入关几次掳掠过程中，一些满人的军兵就掳掠不少汉人妇女为妻。1635年（天聪九年）满洲正红旗的瓦克达率八旗兵丁入关抢掠时，从永平掳掠汉人妓女带回为妻，因此遭到皇太极斥责和惩处。第三，满汉文化上的渗透和交流更为普遍。我们从当时建筑的沈阳故宫样式结构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满汉文化交融的情况。沈阳故宫的基址都是人造的高台，这是满族及其先祖女真人长期生活在山地所形成习惯的体现。而崇政殿、大政殿的建筑则是汉民族传统的柱廊式、大屋顶、斗拱、飞檐、方格天花等。两者有机的结合，使沈阳故宫显得十分壮观。特别是生产方式上的日趋一致，以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日益接近的心理状态，更为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朝奠基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2)。显然在清统治者的心目中，辽东汉人已和满人相提并论。可见辽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实际上已被视为满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皇太极时期尽管在处理辽东满汉民族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不同民族间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开明措施，但他终究跳不出历史的、民族的、阶级的局限。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23)。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24)。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25)，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26)。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27)。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28)。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不过，时过境迁，皇太极要完全恢复满族原来的文化和习俗，也已经不可能。离开原来骑马射猎的山地森林而进入辽河平原的满人，已经转向了农耕，不管皇太极如何强调保持“骑射”的习俗，终究是困难重重。再就语言而言，在整个辽东，汉人已经数倍于满人，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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