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七月，后金汗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发动了大凌河之战，虽然此战在清朝开国史上不算是著名战例，但是它不仅从战略、战术多侧面反映了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而且也是日后与明进行松锦决战的一次演习，因此深入研究颇有意义。

一、 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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