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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