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出版。此书从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出发，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糅合，在中国较为系统和深入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进化史观。严复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观点，适应了19世纪末中国形势的需要，它使立志改革和革命的人士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欢迎。蔡元培先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i][p126]胡适也说过：“《天演论》出版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ii][p56] 西方进化论的传播，为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营造了崭新的理论氛围，它同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想结合，为新史学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伴随历史观的变革，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和剖析。

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撰影响相当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编撰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历史教科书。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iii][p172]。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iv][p1]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v]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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