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一
 
　　钱穆的历史观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而非一般的文化生命史观。
　　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对历史有较详细的定义性阐释。他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又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又说：“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1］”在其它地方亦有此类说法［2］，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又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3］”
　　但钱穆不是就历史说历史。他常把历史和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4］”为此，有必要知道钱穆眼中文化和民族是什么？
　　钱穆对文化的定义性解释颇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一是，文化是人类集体、全体生活或民族生活之总称、总体或各部门、各方面之融合，如，“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5］”“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6］”“文化乃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把每一个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来称之为文化。［7］”“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各配合，融凝成一，即是文化。［8］”二是，文化即是人生，是大群之人生或人生之总体，如，“文化是人生的总体相，分言之，构成此文化的也有许多体配合，如宗教、教育、政治、文学、艺术等，而政治方面又要加上军事、法律等，这一文化体系是由各方面配合而成。［9］”“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此当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10］”在上述两种解释中，钱穆也把人生视为人类的生活［11］。三是，文化是一个生命，一个大生命，如，“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2］”“文化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大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因此文化定有个大体系。［13］”四是，文化是一种精神共业，如，“应该说文化是人类中大群集体人生之一种精神共业。”“既说文化是人们一种精神的共业，有其传统性，因此也可说文化有生命性。［14］”这些解释并不矛盾，钱穆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文化作了定义性解释。
　　钱穆对民族所做的定义性解释较简单。他说：“怎样叫做民族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说，只要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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