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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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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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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史观，亦有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首先，他的这一理论体现出其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和历史文化思想保守的一面。他虽然说西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是两大体系，各有所长，但他常常贬低西方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褒扬赞誉有加。他爱对中西历史文化作比较，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对西方历史文化并无亲身的感受体验和深入研究，却情绪化地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从根本上比西方历史文化好，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向就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路向。这类言论充斥他的著作之中，此不赘引。这种中国文化优越论和至上论是不可取的。其次，由于他的上述思想和为学中过分强化人的主体意志和情感，使他在探讨历史观及其历史本体论的问题时，只重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历史学中这方面的积极与合理的东西，很少考虑吸收西方的东西。同时，他对西方历史观及其本体思想的认识及批判常作一种主观臆断的说法。这便使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这实际也是他整个思想的一个特征。再者，他的心性本体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亦有其内在的矛盾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既说人文原于自然，承认自然和历史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又说心性、精神文化和观念之类的东西是历史文化的本源、推动力和决定力量等。他虽对心物一体、人文和自然合一作了大量阐述，但他基本是从“心”这一主体方面来统摄物，以图说明两者的统一和合，他也没有探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主体实践活动与“心”和“物”的明确关系。因此，他并未根本解决两者存在的对立。
注释：
［1］《中国历史精神》，邓镜波学校印刷，香港，1964年增附三版，第1页，第4页。
［2］《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1991年4月，第1050页，第1051页。
［3］《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10月，第1页。
［4］《中国历史精神》，第5—6页。
［5］《民族与文化》，新亚书院，香港，1962年2月再版，第43页。
［6］《文化学大义》，正中书局，台湾，1952年1月，第4—6页。
［7］《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8月初版，第13页。
［8］《中国历史研究法》，孟氏教育基金会，香港，1961年12月，第109页。［9］《中国文化丛谈）（l），三民书局，台北，1984年9月第6版，第66—67页。
［10］《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8页。
［11］《文化学大义》，第4页。
［12］《晚学盲言》（上），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7年7月初版，第185页。
［13］《中国文化精神》，三民书局，台北，1973年1月再版，第51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9月，第568页。
［14］《中国文化丛谈》（l），第51页，第52页。
［15］《民族与文化》，第35—36页。
［16］《民族与文化》，第46、45页。
［17］《人生十论》，人生出版社，九龙，1963年3月第三版，第1页，第19—20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543、546页。
［18］《湖上闲思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4年1月再版，第113页。
［19］《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8页，第109页。
［20］《中国文化丛谈》（1），第29页，第32—33页。
［21］《民族与文化》，第43页。
［22］《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第31—32页。
［2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13页。
［2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0页。
［25］《民族与文化》，第51页。
［26］《民族与文化》，第41页。
［2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28］《中国文化丛谈》（1），第52页。
［29］《晚学盲言》（上），第55页。
［30］《晚学盲言》（上），第427—428页。
［31］《中国文化丛谈》（2），第207—217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475页。
［32］《双溪独语》，学生书局，台北，1981年1月初版，第171—172页。
［33］《中国文化丛谈》（2），第207—217页。转见罗义俊编《钱穆学案》，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第474—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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