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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