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出发，赵翼指出在编纂史书时应当收录有关军国大计的“经世有用”之文。他在《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中指出，《史记》失收很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是应大力提倡的。赵翼治史，一直主张“简洁”，反对“冗长”，但对那种备载“经世有用之文”的史书，他却是推祟的，从不以繁冗立。《新唐书》保存大量“有关国计利害，岂生休戚”的章奏，被人指为繁冗，赵翼却指出这正体现了“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P237）。相反，赵翼对那种记载与国事无关的“琐宵碎事”之内容的史书，则给予批评，如他指责李延寿在史书中“所增皆琐言碎事，无甚关系者”，“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以至于“行文转多涩滞”。[1]（P137）由此可以看出，赵翼一直将史书当作经国大典来看待，而特别指出在史书编纂时多载经世致用之文，以备后人借鉴。

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赵翼重视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1]（P2）对于这方面有创新的史着，他都给予了关注。在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诸体中，赵翼特别重视史表的作用，认为“作史裁莫大于表”。在他看来，设立史表可以以简驭繁而又不致于遗漏史事，他以《辽史》为例指出：“《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其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着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1]（P365）

是论甚为有理：表志为史书之筋于，而诸史多缺此，干嘉时代，学者补撰历代正史中的表、志，成为一种风气，各种各样的补表之作纷纷出现，人们对史表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赵翼生当其时，不仅对补表之作大加赞扬，如认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最为详赡”，[1]（P2）而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史表的作用加以论述，实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赵翼还特别重视史书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他提出“类叙法”和“带叙法”两种方法。“类叙法”是将相近人物归类叙述；“带叙法”则是在记述某一人物事迹时，连带叙及其它人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1]（P47）赵翼在考察历代正史的叙事时自觉地研究史书的写作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在史书行文上，赵翼赞成简洁和爽劲，反对冗长和涩滞。他在《札记》中多次提到这一问题，他称扬《三国志》文笔简净、《晋书》爽洁老劲、《梁书》行文明畅、《金史》雅洁简括、《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筹等，批评《宋书》繁冗、《宋史》繁芜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不仅如此，赵翼在撰史时，还自觉实现这一点，他所着《皇朝武功纪盛》自言，“驭繁以简，举重若轻”。[2]（自序）何秋涛也称其“文笔明洁，叙次简核。” [3]（卷57）赵翼所总结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史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赵翼的历史编纂学见解，完全从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中总结而来，凡言皆有理有据，后之作史者亦当从中受到启发。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2]赵翼．皇朝武功纪盛[M]．清刊本。

[3]何秋涛．朔方备乘[M]．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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