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称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但赵翼与钱、王二人不同，他并不局限于史料考证，还通过史料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和治乱兴衰。《札记》全书36卷578条，其中考证160余条，而史事综合和评论400余条，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构成《札记》的主要内容和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评论，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赵翼的历史观点。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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