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注释: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7《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18《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皆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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