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

三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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