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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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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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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年里，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发生了一种逐渐的、然而又是显而易见的转变。对于最为迷人的地点——上海的历史的研究兴趣是此转变的突出例子。十年来，标题中含有上海字样的著作层出不穷，而内容与上海有关的就更多了。如果从广阔一点的历史编纂的背景来看，这一研究中心的重新定向是相当惊人的。如一位研究民国上海的专家杰弗里·瓦瑟卓姆(JeffreyWasserstrom)所指出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些本土的历史学者之外，对于上海历史的研究兴趣还相当少见。比如，上海研究的先驱学者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虽曾在1953年把他的著作命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但20年后他对中国城市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可能性却表示悲观。墨菲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从来没有被真正整合进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风景之中。因而，他认为这些城市对中国发展的实质性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实际上，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集中在探讨中国革命的原因和进程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突出中国农村的问题，而忽视了城市。显而易见，结果是产生了一长串出版物的名单——论题包括农民起义的历史谱系、帝国主义的冲击、社会分化和动员的过程、经济的运作等等。它们影响这一领域长达20年之久。而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几处例外，城市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至多被排在第二位。学院中的许多人或许是接受了毛主义者的假设，即通商口岸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巢穴；这种观点对中国历史研究有过几十年的影响，哪怕不占统治地位。
大量复杂的、彼此相关的因素反映了研究进程中最近的变化。我在这儿将简略地提一下其中最明显的几种因素。就中国研究本身来说，一股明显的推动力来自邓小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倡导的改革，它又一次把沿海城市推到了领袖眼中的中国未来的最前沿。20年来全球化的影响，也在广泛的学术团体中再次引发了从多种学科的视角研究世界各地的城市的兴趣。在当今时代，“世界都市”(globalcity)成为思想、资本、技术、社会实践以及人口转移和交换的枢纽，这一现象越来越引起重视。有人认为，城市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发动机，它代表了现代性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城市体现了那些表征现代的多重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因素。尽管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强调，多数人都同意，城市是值得探究的一个丰富、复杂而且重要的着眼点。
在中国城市研究方面，法国历史学者白吉尔夫人(MarieClaireBergere)是最早对墨菲关于通商口岸的作用的消极判断提出修正意见的学者之一。白吉尔夫人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兴起，她对上海的历史早已是耳熟能详了。在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中，她作了一个乐观的论断：上海代表了中国的另外一种传统，它长期“被政治、官僚和集权力量所压制”。白吉尔夫人承认，上海是“少数人的中国”，亦即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中国。或许可以把它看作“另一个中国”，但它也是“和农村中国一样真实的中国，深深地植根于商业阶层的传统之中，却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新的世界以及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她最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政[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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