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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讨了上海各种外国人的社区,描述了他们的生活、运转的模式以及身份形成的过程。这些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阶级。我们得知,还有一些过客和移民,他们追逐着自己的利益,“在帝国的间隙里,在条约合法的边缘灵活地运动,利用治外法权,以及由殖民地公民身份和移民自治所提供的灰色区域,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本论文集是否实现了它挑战“有关通商口岸的现存的主流意见”的目标还很难说,其原因部分在于,还不能肯定确实存在这些所谓主流意见。不过,显然它为进一步的探讨开辟了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
  然而,在外国人社区或者南京路的光彩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上海:大多数上海居民——亦即所谓的小市民和城市贫民——所认识的上海。关于这些常常被忽略的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卢汉超在《霓虹光圈之外:二十世纪初上海的日常生活》一书中,为我们作了一些迷人的,而且常常是多姿多彩的描绘。卢汉超的目的是要陈述基于这个城市的普通中国居民的经验之上的上海社会史。他的工作及时地提醒我们,构成旧上海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已经习惯阅读的东西。同时,卢汉超也正确地指出,15年之前由柯文提出、并得到许多历史学者拥护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可能会轻易地掉进简单寻找“西方事物的中国对应物”的陷阱,因而有“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将中国历史概念化或者歪曲中国历史以适应源自西方的理论模式的危险”。但是,卢汉超坚持认为,他对于普通上海人的生活的描绘表明了“传统的持续”,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它有可能把我们再次引向“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分法,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普遍拒绝了的观念。“传统是很顽强的”,卢汉超这样说,“因为它的根基既非中国的上层建筑,亦非外国人带来的外来文化,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那些较少有机会接触新式的卫生设施或者还居住在旧式房屋中的人就被称之为“传统”吗?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下层社会就总是受传统束缚的吗?“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传统”仅仅是“现代”的对立面吗?抑或,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整体背景之中,另有一些别的意味?卢汉超的论证引出的问题或许并不比他解答的少。
                   政治的干涉
  关于上海的历史写作常常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城市几乎完全是由商业和贸易的力量来推动的。林恩·怀特(LynnWhiteIII)在1981年曾经提到:“上海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化是由私人的商业利益所刺激的,而非由法令或者政府的直接行为所驱动。之所以进展很慢,盖因为它是无计划的。”小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Jr.)关于国民党政权和上海的商业团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看来是确证了政府和城市成长之间的分裂关系。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1927-1937》一书中,科布尔认为,二者关系的“特征是政府竭力从政治上削弱城市资本家,压榨经济领域内的现代化部门。南京政府的政策重心是税收,而不是资本家的福利或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又比如,他进一步提到,当蒋介石在北伐之后想加强权力时,帮会组织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中也包括对上海工商业精英采取胁迫的手段。民国上海政治的这一诡谲的一面——在合法社会边缘活动的帮会的角色——最近也有人加以研究,亦即布赖恩·马丁(BrianMartin)的《上海的青帮:政治与犯罪组织,1919-1937》一书。
  像古德曼关于同乡组织的研究一样,马丁并没有用“中国传统”这一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帮会的意义——更具体地说,此处应该是所谓秘密社会的传统。相反,马丁将帮会正在发展的力量置于民国上海飞速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具体地加以考察。比如说,这个城市四分五裂的管辖权就给青帮提供了活动空间。它的头子被召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公安组织,得到了殖民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中国的当权者试图把流氓在外国租界的存在引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通过和青帮的勾结来延伸他们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青帮取得了它对这个城市的毒品、赌博、高利贷和劳工市场的控制权。在勾画帮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方面,马丁比科布尔走得更远。在马丁看来,青帮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完全吸收进了他所谓的国民党政府“社团主义(corporatism)”。青帮首脑在当地的政治和公共机构中活动,而这些机构则“充当了政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媒介”。青帮同时也“既属于国民党官方的工会组织,又是城市经济正在扩展的政府份额的一部分”,因而,“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官方权力的结构中一种固有的成分”。
  马丁的研究表明,在民国上海,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仅仅用经济力量来描述上海的发展也过于简单化。显然,这也正是克里斯琴·亨里厄特的《上海,1927-1937:城市力量、地方性和现代化》所要指出的事实。亨里厄特提醒我们注意政治权威的多种层次,并且指出了地方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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