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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者,他们对理解过去的人的社会经验不感兴趣,就像他们的某些批评者故意说的那样。然而,文化史家们通常所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回到过去的机会总是片面的、有争议的,而且关于社会的历史文献——亦即文学作品、政府文件或者统计图表——常常是和某些权力关系相重叠的,而这些权力关系必须首先要进行揭示。从这种观点来看,由像亨里厄特这样的正统社会历史学者所作的话语和真实生活的记录之间的划分,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在话语的历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划分,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二者存在差异,贺萧和亨里厄特的著作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晚清和民国上海妓女的知识。亨里厄特尤其擅长将妓女的经济和地理揉合在一起,而贺萧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对于妓女“问题”的理解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同时,他们的分歧也不是细枝末节的差异,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显然,这就是上海文化和社会研究的现状。
  正如叶文心在她最近的论文〈上海现代性:一个民国城市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说,对于就上海文化构成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兴趣正在学者之间萌生。叶提出,在上海研究的这座富矿里,可以分出两条独立的提问的线索。其一,主要是致力于借助上海这个棱镜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焦点则在于和商业、文化紧密相关的主题,特别是民国上海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诞生地”。此处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后一条线索。叶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说法:尽管那些追随第一条线索的学者主要是以国家背景作为问题的框架,那些对商业和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则更有可能把民国上海看作“不仅是国家政治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力量的产物”。然而,用简单的东西方二分法来追溯这个城市的文化进程,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上海的文化构成(从精英到大众)转而要用这样的术语来分析:“不断地试图把外国人本地化,把新奇的东西通俗化”。
  但是,叶也注意到,第二条提问的线索本身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议题。比如在妓女研究中,学者们就是从许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展开他们各自的研究计划。因而,他们的主题的范围就包括,“从平凡到崇高,从商业买卖的螺母、螺钉到最抽象、最纯净的人类激情”。并不是说,如此一来,大多数矛盾的研究思路就得到了重视。恰恰相反,正是在对社会和文化的兴趣重新兴起的情况下,在“整合社会经济史家和人文学者的发现”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可以肯定地说,学科之间缺少对话是一个在中国研究之外也存在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除了少数例外,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和干扰都保持着相当的免疫力。结果就造成了,在上海文化研究的著作集里,关于“抽象的和崇高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具有某种历史敏感性的文学研究者的领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结构》中,文学研究者张英进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所表现的城市状态和生活,由此凸显了城市的意义。张表明,上海作为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腐化堕落的城市,专注于追逐金钱和时髦,她这种暧昧不明的声誉,与北京那种符合传统并为知识分子的高雅格调所认同的地方恰成对比;它既是上海具体环境的产物,同样也应该说是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的作品。张英进刚刚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题为《电影与上海的城市文化,1922-1943》;他主要聚集的是一群年轻的学者,其中包括历史研究者。此书的研究主题是民国上海的电影业。
  然而,通过整合实物和文本来勾画上海文化轮廓的最有名的尝试,出自李欧梵的手笔。在他最近推出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兴起,1930-1945》一书中,李欧梵试图将由一个作家的小圈子的作品所表征的现代文学想象在民国上海的出现置于其情境之中。李欧梵笔下的上海和卢汉超执著的传统主义的世界正相反对: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大都市——高楼大厦、百货公司、咖啡厅、舞厅和跑马场,以及由书写文化和视觉文化的繁荣所塑造和改变的社会结构。他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舞女每月大约的收支是多少;置办一套西装,包括鞋帽在内,要花费几何。归根结底,李欧梵关心的问题是民国上海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所表现的一种特殊的中国现代性。像叶文心一样,李欧梵也认为研究上海文化的最佳思路是将其视为参与塑造它的各种力量不断调和的过程。提到上海的电影,李欧梵评论到,“与其说它产生的是殖民的模拟(colonialmimicry),倒不如说它导致了各种程度的‘中国化’——从对叙述的相似性(比如情节剧的套语)的‘误读’到以剧情梗概和时尚杂志文章的形式所作的书面的‘重写’——从而将一套中国人的价值观嵌入了外国电影之中。”当然,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这一表述也并非无可置疑。比如,“一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议题就很有可能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尽管如此,李欧梵开创性的工作的确为将来研究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文化史指明了一个或许会收获颇丰的方向。他较多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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