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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城市,而是处于苏州和杭州这些地方的荫庇之下。他把独特的上海人身份的形成定位在十九世纪末期,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都市的兴起,它自我宣称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熊月之也在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之间作了区分。从外部来说,那些住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比较喜欢对上海人作千篇一律的想象,有些看法也可以说是教条化的。另一方面,“内部的观点”就要复杂多了。的确,近来关于上海的研究表明,无论在晚清和民国有何种上海身份,显然它都是通过阶级和财产差别、性别不平等、同乡联系以及族群和亚族群的紧张来体现的。
  傅士卓(JosephFewsmith)是较早研究与上海相关的晚清和民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关注的是上海的商业组织。置于城市之中来考察上海的商业组织和形成中的国民党政权之间变动的关系,傅士卓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分析。但是,傅士卓的关注点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他称之为“独裁”(authoritarian),并且将其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类似的政府相比较。尽管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民国早期的上海商会的主要特征以及按等级划分的某些分支,但是这本书却对都市本身更为宏大的经济和社会景观几乎未置一词。
  谈到上海社会史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到韩起澜(EmilyHonig)的《姐妹们和陌生人:上海棉纺厂的女人们,1919-1949》。作为在中国研究领域里考察劳工和女性历史的开创之作,韩起澜所作的研究细致地探讨了工厂里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韩起澜追溯了这种劳动力的缘由,聚焦于上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从晚清最后几十年到民国这段期间,上海的居民大多数是近期的移民。韩起澜关于劳动力构成的讨论,不仅告诉我们乡下妇女怎样被招募进上海的棉纺厂工作,而且告诉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裂痕。尤其是,韩起澜对于她所谓的工人中的“族群”分化现象极为敏感,比如说对来自苏北地区的移民的歧视。藉此,韩起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平民中的各种分界线,我们应该如何刻画其特征、展示其联系,尤其是在像上海这样社会构成如此复杂的地方。韩起澜自己特别在下面这本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创造中国的族群: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韩起澜说:“阶级,在上海是由乡土身份构成的,而乡土身份的建构又是有关阶级的话语的一部分。进一步说,恰恰是因为这些身份与阶级的联系如此牢不可破,它们才设定了族群(ethnicity)的维度。”实际上,甚至就连有关苏北或者苏北人的地理范围的一个清楚的定义也还不存在,此语仅仅是用来解释身份之形成过程的流动性质。
  乡土在理解上海社会时的作用,在裴宜理(ElizabethPerry)尤其是布赖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在他们的研究正式出书之前,我们就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与叶文心于1992年编辑的论文集中预先了解了他们的成果。回头来看,很显然,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在“上海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分支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书标题特书《上海寄居者》,提醒读者别忘了上海较近的历史是与外地人紧密相关的。这本集子囊括了一群共同关注上海的学者,如本文所论,有关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他们当时或者已经有著作问世,或者即将完成相当分量的研究计划。
  裴宜理在其随后的专题研究《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中附和韩起澜,将讨论工人组织的一章命名为“地方的政治”(thepoliticsofplace)。不同之处在于,如裴宜理自己所说的,关于工人的分裂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关联,她给出了一种更为肯定的观点。裴宜理也承认,像乡土亲和力、性别或者甚至是年龄等因素有时也会影响工人的团结或者阶级意识的形成。但在她看来,尽管“乡土身份肯定会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但是,低估这些地区性联系的组织潜能可能会犯错误。对地域的忠诚(尽管各有各的忠诚)起到了凝聚工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战斗力。”
  在古德曼的《乡土,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域网络和身份,1853-1937》一书中,乡土联系和身份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的研究。与韩起澜、裴宜理不同,古德曼更注重将乡土联系置于国家建构而非阶级形成的背景下看待其作用。古德曼一书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她把乡土亲和的政治与实践历史化,将其置于具体的背景之下。如其所述,“乡土联系和乡土身份是在特殊的时期产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内省的‘传统’文化对于人口迁移的反应,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和身份的产生本身就服务于特殊的变动之经济、政治目的。”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她指出乡土身份的政治与国家建设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矛盾的。众所周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抱怨,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中国人和血统、土地非同一般的联系是一种阻碍。古德曼将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过来,甚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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