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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乡土联系有助于培养一种民族意识。她认为,作为旅居者网络的一部分的同乡组织的发展,实际上使得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成为可能:“在想象中与乡土和乡土共同体相关联的这种方式,通过比附,许可了国民共同体的想象。”
  你或许想到了,在古德曼笔下的许多人都从事商业活动。象征上海的商业文化传奇的南京路就是一本新论文集的主题。从百货商店到广告,论文作者们检讨了上海商业的方方面面。此书的编辑者舍曼·科克伦(Sherman Cochran),也发表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各种总部设于晚清、民国时代上海的企业的比较研究,题为《遭遇中国人的网络:设在中国的西方企业、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1880-1937》。此书分析了影响中国商业发展的、企业和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克伦称之为“动态的关联”(dynamicinteraction)。科克伦说,任一方面都不能完全控制另一方。科克伦发现在他所列举的所有企业中,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得不重视社会网络的存在和重要作用,并且自身采取与之相应的合作等级。另一方面,科克伦也提出,特殊联系,比如以家族关系或者乡土亲情为基础的联系,会不断妨碍社会网络的发展范围。特殊联系尽管或许非常重要、非常普遍,却并不能保证在商业决策上达成一致。在某个给定网络中的紧张、甚或是公开的冲突也并非不为人所知。其实,科克伦对中国的企业内部组织的研究,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对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商业组织的简单趋同这一观念提出置疑。
  如果说科克伦研究上海企业文化的焦点在于制度,叶文心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则使我们得以通过日常实践来瞥见这一文化。在〈企业空间,公共时间:上海中国银行的日常生活〉中,她把我们带入形成中的这部分现代都市“中产阶级”的世界:他们是“工作卖力的、有教养的、职业的雇员,他们在某个大企业里拥有专门的职位”。比如说,这一群体中的成员的日常生活规律,服从于机械钟表的新式统治。“练习生的一天从黎明到黄昏都完全是计划好的”,叶写到,“他每天按时起床,学习珠算、算术、英文、中文写作。还要学习书法,阅读‘有用的杂志、书籍和报纸’,而且——像旧时的儒家书院以及日本人的银行一样——坚持记日记。”就空间而言,银行企图将企业的场地变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它给雇员提供宿舍,并且接他们来上班。职员们在公司的餐厅吃午餐,还被鼓励参与一些在企业场地里进行的活动和体育锻炼。叶看出,民国时期上海的企业文化和新中国的单位制度之间有某种联系。她的结论是“工作单位,原来是依靠自己设定的共同步调而形成的空间上独立的企业个体,但如今在一个时间节奏下形成的社会,它已成为普遍空间的隐喻。机械时钟,原来是来自欧洲的普通玩具,后来又是西式的资本主义的器械,最后变成了大集体和国家力量的一种工具。”
  当然,上海并不仅仅是属于企业和工人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视角看》中,杰弗里·瓦瑟卓姆在某些细节方面检讨了民国上海学生运动的过程。例如,同乡联系也是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在瓦瑟卓姆看来,它对于学生比起上海的工人“较少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瓦瑟卓姆研究的重点不在这儿。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或抗议运动的许多学者一样,瓦瑟卓姆关注的不仅是运动的组织和动员策略。他也高度重视学生的集体活动的语言和象征意义。然而,像傅士卓关于商业组织的研究一样,此处瓦瑟卓姆的上海也仅仅是学生们实施他们的抗议计划的地点而已。这是一个从上海看的视角,而不是上海的视角。
  不用说,不考虑帝国主义的影响——城市中一大片外国人的控制区以及随处可见的外国人社区,要想理解那些导致民国上海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如尼古拉斯·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在他关于上海的西方人社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在这个国家没有别的城市,或许在世界上也没有别的城市,外国人可以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掌握如此独立的权力。”1925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与其他通商口岸相比,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最为集中,有37638人。更重要的是,有超过100万人,大约占到这个城市人口的1/3-1/2,住在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内。然而,克利福德对于外国人社区的研究兴趣还没有得到其他历史学者的广泛认同,而且他的研究仅涵盖了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框架。填补历史编纂的这一处空白的是一本新的论文集,《新边疆: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新社区,1842-1953》,编者是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比克斯(RobertBicker)和法国学者克里斯琴·亨里厄特(Christian Henriot)。其中有六篇论文——超过此书的半数——特别关注上海研究。编者提示,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历史还仅仅是在“关于镇压、耻辱、抵抗和解放的民族主义叙述”中被提到,而且“殖民主义在东亚的社会史也很少有人注意”。此书作者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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