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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究大多产生于对流行的社会科学范式的解释效力的普遍不满。在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和林恩·亨特(Lynn Hunt)那里,历史学家关心的“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势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在文化研究中”,他们说,“因果解释退居次位,甚至被剔除,而对于权力的祛魅和解构则取而代之。”假定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阐明历时的变化过程,那么,这种对“因果解释”的忽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问题。“文化研究”对于社会概念的挑战,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又如邦内尔和亨特所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在社会学范畴的用法上碰头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社会理论的奠基者已经使这些范畴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他们花费在研究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方面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学范畴本身的意义或者操作的探究。”并非过去的历史学者忽视了社会学范畴的疑问性质,而是他们的分析模式通常突出了社会背景和社会属性的问题,模式框架各方面受了范畴本身的限制。正是通过质疑社会的基本地位,“文化研究”引发了关于它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以及它在历史写作方面的应用的争论。显然,这一议题现在已经渗透到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前面曾提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已经确立了它的主流地位。在最近有关上海妓女的历史编纂而引发的争论中,亨里厄特看来是更为正统的社会史形式的支持者,而贺萧则更倾向于赞成“文化研究”的洞见。
  贺萧欣然承认,她的视角得自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介于它们之间。77在她的导论一章中,小标题是“认识”、“记忆”、“再发明”;在导论中,她陈述了自己此书的方法论,充分地说明以下的观点:她认为,历史文献最好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来阅读。对贺萧来说,对于这些深藏于文献——旅行指南、社会改革者的作品、新闻和杂志、政府记录——中的话语的分析,必须被定义为重构二十世纪上海妓女史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这些丰富的细节并非仅仅揭示了文献中可能的偏见和矛盾,而是巧妙地承认了,我们接近妓女“现实”的机会总是以我们的文献中各种不同的话语结构为媒介。简单地总结一下,妓女社会史与其说是妓女世界的整体的重构,不如说是历史学者折衷历史记录的不同话语的产物。
  与此同时,有必要指出这一点:贺萧强调,我们有可能复原妓女留下的踪迹,甚至是她们的声音。她说:“在现存的历史记录中,历史学者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各式各样的运动。”与斯皮瓦克在她的名文〈贱民会说话吗?〉中所作的论证看法不一致,贺萧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斯皮瓦克的修辞问题,尽管还有某些限制。贺萧提出,“在历史记录中,贱民所占有的主体地位并不简单地由那些保存这些记录的精英们所指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贱民自身的干涉的影响。”她认为,不同的话语最好能“彼此相联系”地来阅读,而且,“试图使它们顺从于严丝合缝的叙述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宜的。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可以证明恰恰能够进行最有趣的描绘。”因而,在她关于上海妓女的研究中,关于如何重构历史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和重构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同等重要。
  亨里厄特没有将他的文献视为各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而是概括地看作信息的集合。亨里厄特非常了解“常常是破碎的文献”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判断何种文献能够提供最有用的材料,可以帮助他进入上海妓女的世界。像贺萧一样,亨里厄特也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是他表述其发现的方式和贺萧截然不同。贺萧主要是依靠叙述的形式来展示她的材料,从某些分析的开放性和有意的含混中,明显地透出轻松自在,或许还有些自得之感。与此相反,亨里厄特则试图使他的表述有一种精确的意义。秉承在各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刺激下凸现出来的社会史传统,为了支撑他的陈述,亨里厄特在他这本书里填充了37张表格、11幅地图、5份图表。还有,他在一篇关于贺萧著作颇为尖刻的书评中,曾经埋怨贺萧“并没有澄清,她在什么时候把她的材料视为对妓女的描写,什么时候视它们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他接下来批评贺萧把她的研究说成是社会史;因为在亨里厄特看来,贺萧主要处理的是以守旧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品为基础的一套话语。显然,亨里厄特倾向于主张“档案材料”才是通向妓女的真实生活的道路。那么,按照他的思路,为了真实地描述上海妓女的世界,首先一点,掌握材料的种类要正确。
  这里点出了这一议题的关键:对亨里厄特来说,在“话语”和“真实生活”之间有明确的区分,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必须划清。但是,这种区分显然也有问题,它会引起“文化研究”支持者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不首先探讨各种不同话语结构对现实形成的媒介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充分明白社会的运作。当然这并不表示文化史家们认为,没有在话语之外的真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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