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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塑造上海的未来而做的深思熟虑的工作。亨里厄特发现,在1927年国民党控制这个城市之前,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长达15年的‘管理不良’状态”。但是,他指出新的地方政府,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投入了许多工程,其中包括市镇规划、发展教育和公共卫生。他也对科布尔的发现做出了修正,如其所说,至少从上海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看,政治权威和资产阶级之间并非敌对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在上海“资产阶级尚可想保持独立性,甚至在政府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前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特权。”但是主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地方官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亨里厄特说,“他们是有想法的人,而且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他们的政策也就是“他们希望在上海引进并且建立的某种现代性的象征”。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热情最终会因为资金不足、缺乏政治意志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应该被忽视。
  如果亨里厄特的关注点在于上海的政治和现代化,魏斐德则通过一个不同的棱镜来观照国民党为统治这一城市而做的努力。在《管治上海1927-1937》中,魏斐德检讨了现代的另一个侧面:国民党政权寻求建立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方式。上海的“市民文化”,魏斐德说,“始自于维持秩序,而不是增强法制。”在秩序的维持者看来,上海不仅是罪恶和毒品的巢穴,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和危险的破坏分子们的天堂。魏斐德也具体地触及了对管制工作提出的各方面的挑战:这个城市四分五裂的管辖权和治外法权,广泛的腐败堕落,日本入侵的威胁。4000名警察很难完全解决这个大都市方方面面的要求。需要做出选择。魏斐德发现,尽管“日常的管制工作还在继续应付上海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投入对付‘赤色分子’的力量越来越多”。
  魏斐德关于地方政府的估计与亨里厄特有分歧。例如,与亨里厄特相反,魏斐德认为,1931-1932年冬天,由日本人进攻上海而引发的危机导致政府势力的增强,从而压过了地方的精英。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海公共安全局的地位的变化,它反映了“以牺牲市民社会为代价而增强的管理权威”。用魏斐德的话说,“地方独裁——而不是地方民主——成了赢家。”的确,他在此书的结论部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探讨训导式的政权,亦即“‘围墙、空间、机构、规则、话语’这些力量的网络怎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扩张和站稳脚跟,以及在它们的间隙里个人如何生存”。
  如果说上海在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十年已经是一个复杂的地方,1937年以后,日本人的占领又给它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在1937年11月陷落。但是,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外国人的居住区,以享有治外法权和中立地位为名义,一直未被日本人占领。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孤岛”现象。尽管这一术语唤起了一种想象——一块孤立的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军同国家的其他部分剥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傅葆石(PoshekFu)在他关于沦陷的上海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艰难选择的研究中指出,在战争过程之中,有一个“秘密的但又是巨大的网络,包括情报工作、贸易活动、政治操纵、宣传工作和逃跑路线在内”,在“孤岛”和被占领区之间一直运转。傅自己并没有研究这一网络。相反,通过解读精心选择的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统照、李健吾以及那些在“古今”群体中的人——的作品,他探测了战时上海的道德—政治危机的情绪和感觉。但是,这个网络——在1937-1941年间产生的混乱、喧嚣并且常常是充满了凶杀的上海世界,却是魏斐德另一本著作《上海劣地》的主题。像傅一样,魏斐德也对抵抗和通敌二者的含混有兴趣。但他探索这一问题没有借助文学作品,而是研究为了争夺妓院和鸦片馆而展开的政治阴谋和斗争的有关记录,更不用说,还有绑架、杀人,以及被国民党、帮会分子和其他类似的通敌的特务机构所出卖的过程。在魏斐德看来,混乱和暴力已经使上海人变得麻木了,这一点也使得日本人在1942-1945年间完全占领上海更为容易。关于日据时期的一些议题,包括左倾日本人的异议以及战时上海的电影,在最近由叶文心所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
                     文化转向
  在过去十年里,历史学者所面临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已经在关于晚清和民国上海的妓女历史的争论中得到了概括。关于这个主题有两本有实质内容的著作,一是贺萧厚达591页的《危险的快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与现代性》,一是克里斯琴·亨里厄特的《上海美人: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妓女和性》,有501页,两书均出版于1997年。在两个历史学家之间,思路的不同和重点的歧异,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研究”对历史学家的挑战。
  到底“文化研究”或者“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在学者中难以达成共识,因为这个标签包含了太多的理论倾向和方法倾向。然而,这一领域也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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