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的障碍之后,定下了理性的果断的决心,并付之实践。这既不是义气用事,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历史自觉性的驱使。刘知几终于挣脱了史馆套在他身上的绳索,虽说宰相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但他的思想早在上辞呈前就基本解脱了,这就是伟大的自觉的决择,走自己的路,走一家独断之路。果然,他在中世纪的盛唐时代,独树一格,继承古代史家的光荣传统,闯出一条新路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刘知几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大概就在于此吧!
刘知几在史馆的遭遇,颇为后世史家所同情。昔年刘jú @①撰《旧唐书》时,在《刘子玄传》中就说知几“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公之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千余载后,章学诚对刘氏遭遇,亦颇多感慨。他说:“每慨刘子玄以不世之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服臃肿,坐啸画诺,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捂不入,良可伤也!”(《章学诚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诚如刘jú @①、实斋所言,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为无人,问题就也在当权者、监修者身上。
当然,刘知几议论所及,亦关涉到武德、贞观年间的史馆,对贞观馆修诸史以及贞观史臣也有不少微词,某些批评亦失之于偏颇。即使是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也决非一无是处。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史馆这个事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利亦有其弊。认真总结中国修史制度的历史经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史学,是有重要帮助的。我们的看法当然不等同于当年刘知几的看法,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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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日右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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