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刘知几的仕途铺平道路，中宗时期，“韦后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史通·忤时》）知几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故“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由于他“守兹介直，不附奸回”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刚烈的本性所决定，又决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因此他也摆脱不了“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苦闷境地。然而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不甘心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同“取摈当时”的遭遇无法调和，因而苦闷也无法解脱。修史并没有给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他援古自况，说刘炫仕隋，“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而自己则是“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史通·忤时》）言为心声。知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没有比对自己事业价值的承认更重要的，但知几位微官卑，虽隶名修史，却赏不见名。如果说受赏者皆功劳卓著，遗漏者贡献颇少，知几也不会难过。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功赏不副。他揭露当时的实情说：“近代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坐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史通·史官建置》）这正是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在史馆修史上的反映。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知几所揭露的史馆腐败现象在当今亦屡见不鲜。 

    知几身居史职，希望“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如此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使自己书名竹帛，所谓兢兢业业献身于史职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当道，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直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走自己的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实教训刘知几，要做个正直的史家，在监修制度下，一无权二无势，而“身居廨宇，迹参僚属”，是断难成功的。所以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史通·辨职》）可见，刘知几要求退出史馆，私撰《史通》以见志，不是头脑发涨，而是认真总结一家独断之学的经验，认真体察现实史馆给修一家之言诉史书带来的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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