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修史制度确立以后，每一新朝建立，照例为前朝修史。同时，撰写当代史，即实录和国史。自唐开始，每当一个皇帝死后，嗣位新君即命史馆撰修大行皇帝实录，并根据实录撰写国史，以后沿为定制。因此，我国历朝“正史”得以连续不断，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帝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事业长足发展。造纸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学校教育的扩大，科举制度的兴起，都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体现。设馆修史便是充实和发展封建文化的一项基本工作。设馆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的必然要求。为确保政治统一局面，必须有统一思想的措施，所以设馆修史，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唐高祖于武德五年（６２２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贞观十年（６３６年），房玄龄、魏征等人把修成的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大为赞赏。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杨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意，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５５４《国史部·恩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唐太宗“以史为镜”的用意在此。 

    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之前，史书以私修为多。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利害而遭横祸，如北魏崔浩撰写国史，直书无隐，便遭诋毁，坐夷三族，受株连者百余人，因而后人便相戒不轻易作史。至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因而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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